承蒙塔什干和中亚都主教大人弗拉基米尔恩准出版

     萨达姆的死刑终于在岁末执行，基督世界为之惊愕，尽管人们似乎早有预感。昨天，笔会中心新年团聚会，消息传来，有人欢喜，有人沉默，我属于后者，因为，我想到了一个故事，是从圣者西蒙《新神学》里看来的，今天的世界其实已经在预言之中：一个兄弟找到师父西索·菲维斯基，对他说：“有个兄弟惹我生气，我要报仇。”师父劝他说：“别这样，孩子，把惩戒的事情交给上帝吧！”那兄弟说：“我一日不报这个仇，心灵就一日不宁！”于是，师父就对那兄弟说：“让我们祈祷吧，”师父祈祷道：“上帝啊，上帝，我们再不需要你的眷顾，因为，我们要亲自惩罚罪恶。”听罢此话，那位小兄弟扑通一声跪在师父面前，请求饶恕。

      我们的朋友吉马，给我们发来了他在校园里自己制做的“东正教在中国”的小小展牌，观者甚矣！其中有将近一半的图书也凝聚着我们的心血，据说展出现场的气氛活跃，俄罗斯新生代惊讶中国也有东正教在传播，他们很多人今天变成了目击者：300多年前传入中国的正教之光没有泯灭，炎黄子孙今天又把它带到了世界各地，六翼天使保佑你，吉马，在圣诞节即将来临的日子里！

      岁末年终，《中华福音》事工前往莫斯科基督复活教堂，接受塔什干和中亚都主教弗拉基米尔阁下的接见，汇报几个月来杂志的出版和发行状况。感谢上主，承蒙厚爱，《中华福音》第一期发行顺利，已发往的国家包括中国（含大陆、香港和台湾）、美国、加拿大、塞尔维亚和独联体国家。弗拉基米尔都主教还让我们转达各位教友，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座下，翻阅了《中华福音》，他一边看杂志，一边说，尽管我不懂中文，但是满篇的教堂和十字架图片足以令我兴奋和快慰，他还指着杂志上自己的照片幽默地说，这个人我认识！大牧首通过《中华福音》向全体中国东正教教徒和杂志的读者转达他的问候！

      今天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博克罗夫斯基教堂（已有将近500年历史），举行庆贺俄罗斯当代著名圣像画家亚历山大·恰什金六十周年命名日纪念活动。
     恰什金是全俄和莫斯科大牧首阿列科谢二世恩准的，莫斯科东正教辖区众多教堂圣像的指定绘制者，他曾经在俄罗斯各地、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美国的东正教教堂绘制圣像。他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东正教学院教授。由于他在世界各地东正教教堂绘制圣像方面的卓著成就，全俄和莫斯科大牧首阿列科谢二世授予他"大欧洲十字"勋章。
     今天参加恰什金的六十周年命名日纪念活动的，有全俄和莫斯科大牧首阿列科谢二世高等教育主管，俄罗斯东正教学院院长约安修士大司祭、修道院院长兼俄罗斯电影导演丹尼尔神父、著名东正教作家特斯特尼科夫、布兹尼克等40多位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友人。恰什金是《中华福音》杂志的老朋友，前不久，他亲自将自己的《圣像作品》光盘赠于总编辑格奥尔基。在今天的纪念活动上，他还特地向来宾介绍了中文版的《中华福音》杂志，并且鼓动现场作家和艺术家为中文读者写稿。

      俄罗斯"拉多涅什"广播电台，是经由全俄及莫斯科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恩准成立的"拉多涅什"东正教文化协会旗下最大的传媒之一。电台于1990年策划于法国巴黎，策划人是俄罗斯贵族之家的代表人物，圣谢尔盖神学院院长鲍里斯神父（鲍勃林斯基），他多年来为了筹办东正教电台而四处奔波，积累资金，终于如愿以偿。他在巴黎建立了第一家俄语东正教电台编辑部，而在葡萄牙播音。俄罗斯听众后来听到的“东正教之声”电台就这样诞生了（尽管每周只播音一个小时）。电台创始之处，鲍里斯神父几乎天天睡在编辑部，亲自为成千上万的听众回信。

      目前，"拉多涅什"覆盖的地区有北美地区，整个欧洲，全部独联体国家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广播电台主编谢尔盖先生与《中华福音》主编格奥尔基就具体合作事项进行了会谈，达成了结为合作媒体的具体意向，特别是“声化”《中华福音》的主要内容的合作意向。谈判结束后，总编辑格奥尔基还接受了拉多涅什"广播电台记者的采访。

 "拉多涅什"广播电台覆盖俄罗斯，独联体和东亚情况（截止2004年，由电台编辑部提供）

　　朋友老陈一家是来自大陆的新侨民，和当地人语言上沟通困难，偏又赶上他女儿临盆，既然是朋友，我当责无旁贷，几乎做着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的同声传译，从介绍产院、认识医生、办理住院，从分析化验结果，到和医生协商分娩方案，不一而尽，直到多日之后，在一个瑞雪纷飞的凌晨，我像陈家成员一样，寒衣紧裹，欣喜而忐忑地守候在手术室楼外的严寒里，迎接了一个新生命热气腾腾地到来。
　　护士怀抱婴孩来到我们面前，我看到孩子红玫瑰色的面庞，微动的精巧鼻翼，刹那间，有种感觉，世界云开雾散，奇迹降临了：一个几分钟前上尚不可想象的生命，此刻，竟魔幻般地呈现了！
　　我看着襁褓中婴儿纯净而安详的面庞，似乎终于明白，一个和陈家没有血缘关系的我，内心深处的企盼却原来并不比他们少——那就是真诚地守候一个生命的诞生，保持对生命之谜永恒的敬畏。很久以来，我越来越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举世无双、深藏不露和难以破解的谜，一个高天厚地般的奇迹，一个我们的智力无法企及的永恒未知。
　　婴儿诞生的那天，也许在场的绝大多数过人尚未来得及思索：这个生命从何而来，又往何去。那时，大家话里话外只有欣喜和祝福。一切似乎都合情合理，没有任何错误，只有我在思忖，在想象，有朝一日，婴孩长大成人，他是否也会像我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疑问呢？他的父母，甚至父母的父母是否经常听会到孩子的追问：“我是怎么来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来的？世界又是怎样来的？”而我们这些大人呢，我们家家户户的大人呢，又将怎样为孩子答疑解惑？或者说，我们是否准备好回答孩子，他那未知的世界到底是什么？
　　其实，人生在世，我们谁能逃避心灵的自我追问或者被追问呢？
　　可是，我们能否真的找到答案吗？假如能，又该怎么做呢？用无神论满足好奇心的方式来填充吗？用唯物主义的思维来搪塞吗？还是选择上帝的揭示，透过人类心灵渴望的精神之路回应生命的追问？
　　记得，多少年前，我带儿子去北京天文馆，坐在星象厅的椅子上，仰望着比窗外的夜晚更加澄澈的星空，耳边回响着“无可辩驳”的进化论宣传，而我思考了另外一些问题：我们人类为什么被抛弃到远离星系中心的地球？在我们的地球，同一个时刻，为什么有人出生，也有人死去？为什么鱼儿历经千难万险逆流产卵？……
　　说来有些可笑，但是却是事实，我在莫斯科产院见到新生命的瞬间，满脑子都充斥着这样的疑惑：小马驹为什么生来四蹄站立，而我们人类却要在襁褓中度过漫长的一年，才有可能从爬到走？人类的婴孩为什么远比森林里的小野兽更娇贵，需要更多的呵护？
　　我们常说，红尘滚滚，当代人更喜欢说：人在江湖。的确，我们时常感到自己的渺小和轻薄，一如尘埃和灰烬。也许，生命的一切都是天意，也许，一切生命都有主宰，它时刻遵循着某种看不见的规则运转，所谓：人有百巧，天有千变。中国的朱子不是也说“事事物物皆有定律”吗？
　　那么，“生命的意义”到底何在？
　　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北京，我都经常听见这样的叹息：“人活着真累！”一些在莫斯科商界拼争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活得更累。他们背井离乡地在这里淘金。我继续追问，那你们淘金又是为了什么呢？他们哑然无声，之后面面相觑，有人甚至脱口而出：“淘金就是为了淘得更多的金子啊！”妙哉！这难道不是今天绝大多数人的生命状态吗？
　　我很感叹，正如我的朋友奥列格旅行回到莫斯科之后的感叹一样，我竟然听到了这样的词，准确地呈现了当地人的生活状态：蚁群般地活着！他说：“尽管我不通晓中文，我却可以用心灵的耳朵和眼睛观察，我听到和看见了无谓的生活和无谓的劳作，我感到了人们心灵沉重的负载无以释放。”
　　我逐渐明白，为什么今日社会欺天罔人者大行其道，诚信扫地不如粪土，假如能够理解奥列格所说的“无谓”（无意义，无内容，无理智）二字的含义，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目前在我们身边真诚的﹑敬业的﹑守信的﹑有责任感的人士犹如凤毛麟角了。
　　难道无谓生活和无谓劳作摧毁了我们的心灵吗？
　　我因为准备采访并且撰写有关苏联二战集中营的书，曾经在苏军档案馆查阅资料，看到过这样一份文件，记录了1943年纳粹集中营的战俘生活。那时，法西斯分子为了摧毁红军俘虏心理防线，强迫他们做无谓的劳动——把石头从甲地搬运到乙地，再从乙地搬回，一天数次，循环往复，最后红军战俘心理崩溃，全部走向歇斯底里。
　　也许，正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便需要的是有意义的生活和目标？我们需要选择的是聪明和睿智的工作？我们需要发自内心地赞美和奖赏自己的劳动？也许，反之，我们的心理走向崩溃便在所难免？
　　近年来，知识界一连串的自杀行为令我心惊肉跳！高楼大厦变成了高学历人士的生命终结地。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二十六岁的湖南衡阳籍在读博士生孟懿的自杀案件，很具有典型意义。不少专家学者为此提出了各种观点，试图解释悲剧的成因，不过至今也没有见到令人信服的说理，或者行之有效的社会劝慰。其实，诸圣先辈在他们的正教作品中早有明示，缺乏上帝的精神心灵便是空虚，而空虚的心灵便走向愚顿，而为愚顿蒙蔽的羔羊又如何辨得清生命之路？
　　使我难以容忍的是，一份大众传媒竟然用冷酷而沉静的口吻告诉读者：“我们对于自杀行为还是应该多一点理解和宽容。”看到这样的文字见诸报端，我简直头皮发麻：自杀是人类的罪孽之巅，是不可饶恕的行为，是无法容宽的错误，是对人类对上主仁慈的背叛，是对上帝宽宏的决绝！何以理解？又何以宽容呢？这样漠视生命的态度还要延续多久呢？
　　我们知道，全世界吸毒者的年龄在趋于年轻化，仅仅在欧洲，就有百分之二十的居民患有精神综合症。尽管无数医学专家认为，吸毒和精神疾患的成因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却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精神病患和吸毒患者全都具有心灵空虚的表现。
　　而虚之何在？我想到了法国哲学家笛卡儿（1596－1650）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也许，就是这样，假如我还有思想，我就可以思考为什么而存在。也许，理解自己生活的意义，就是理解自己本身，理解自己本身也就理解了自己的幸福何在？
　　我还记得，那年初冬，为我施洗的德米特里神父，在洗礼前夜对我讲的一段话，他居然也以“淘金”为例，不过其意义已迥然不同。他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追寻。一位在沙漠里寻找黄金的人迷了路，干渴难耐。他大概知道那里有泉水，你说，他是先去找甘泉解渴呢，还是继续寻找黄金？”
　　我明白了，人的心灵也会干渴，所以，我们要寻找生命意义的甘泉。
　　记得杰克·伦敦吗？他书中的主人公马丁·一登致力于追求心灵生活的高度，他才华横溢，卓越超群，最终功成名就。但是，他的精神世界随着他对精神世界的不满足而崩溃，最终走向自我毁灭，难道说创作给他带来的知名度，还不能满足他的虚荣心吗？
　　俄罗斯原子能之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萨哈罗夫院士，是我一生中最欣赏的俄罗斯知识精英之一。他将毕生的经历奉献于原子能事业，成就斐然。在苏联，他已是功盖天下，美名和荣誉享用不尽。但是，他在后半生却积极投身反抗暴政和抵制核武器泛滥的事业，为此遭到当局贬斥，几乎失去一切。他，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十七岁那年认识了中国画家史国良，那年，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所少年宫拜他业余习画。他其实只比我大几岁，我对他有工作勤勉和沉默寡言的印象。午后，冬日的斜阳照在北京海淀黄庄三角地，照进那幢简陋平房的里画室，我无声地蹲在史国良的身后，看他用魔术般的画笔呈现给我新疆少女和毛驴的故事。那个年代，他独具风格的泼墨小品给我深刻的精神震撼。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方知道史国良的作品《刻经》荣膺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后来，他去了加拿大，再后来，他在美国西来寺剃度出家。三十年之后，史国良再度震撼了我！
　　我在读过莫斯科都主教、圣者英诺肯提百年前的著作后，似乎找到了答案，他说：“其实，我们只在尚未拥有时，才钟情于某物。一旦拥有，便立即生厌。抑或，因为我们尚未拥有，而误以为其美好动人；而我们业已拥有的，哪怕精华珍品，也浑然不觉，或者总感到不满足。所罗门王便是一个鲜明例证，众所周知，他如此富有，其宫中所有器皿皆为纯金包裹；他绝顶聪明，众王均前来拜见领教，他荣耀之极，众敌均为之惊悚战栗。他知识渊博，能量无比，同时代人皆无可望其项背，其所求之事，均如愿以偿，故世间之物，其无所不能囊括。尽管如此，其依旧无法满足自己的心灵，心灵愿望与之的磨砺煎熬较之常人愈加剧烈，最终，他还是经受了世间的诸多磨难，在其书信中写道：“世间一切皆为空，我们的愿望无以满足。”
　　有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三九九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一个法庭判处死刑。弟子们轮流探监。苏格拉底一边揉搓着被脚镣勒肿的腿，一边对众人说：“此乃何物？你等知否？”他挥了挥手说：“此乃快乐！”
　　此乃苏格拉底的价值观。
　　每个人的体验都告诉我们价值观的存在。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会给我们带来欢愉，举个例子，比如我们身边愈演愈烈的美食诱惑，已经是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泛滥成灾，达到登峰造极的态势（比如一度流行的女体盛），勾引得食客欲火熊熊，食色两得。
　　根据我的观察，前几年北京流行湘菜、川菜，之后是贵州菜、云南菜，再之后冒出什么越南菜、泰国菜、印度菜，甚至已经有了尼泊尔菜，难怪有人问，接下来也许就流行老挝、柬埔寨和金三角菜了呢。
　　我不明白的是，人的一生需要进食多少次美味佳肴，方可满足感官刺激和缓解虚荣心的啮噬？上述美味，哪一种能给我们带来持久的、永恒的、苏格拉底式的快乐呢？
　　于是，我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贪欲遍地疯长，虚无笼罩一切。
　　我的朋友慷慨地将一位俄国富豪介绍给我认识，说他在莫斯科拥有直升飞机，那是他每天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朋友言谈话语之间，眉飞色舞，双目流光，充满嫉羡。我曾经和富豪一同爬上长城，登高远眺，富豪忽然感慨万端：“啊，人生短暂，没法和你们的长城相比，只有赶紧敛财，财富无限哪！”我答应说：“假如财富无限，终生挣钱，那我们活得还有价值吗？”
　　莫斯科的富豪当然觉得活得有价值，因为，他们的终极价值就在于虚荣和权力。我曾经在北京的一家报纸撰文预言，俄国最大的富豪霍多尔科夫斯基，马上要演绎一段颇为不寻常的权钱争斗故事了。果然，几年后，他的财富滋长了他的虚荣心和权利欲，为权力所不容，于是，他有了今天的牢狱之灾。莫斯科电视里每天都连篇累牍地报道原告、被告、法官和律师之间无休止的辩论，最后，他依然获罪。我觉得，他缺的不是世俗的律师，而是心灵的导师。我想到了众所周知的拿破仑，霍氏和他在“沦陷”之后有天壤之别，霍氏试图借用世俗的律法保住身家性命，电视画面所展示的，是他绝望的困兽之斗。而拿破仑呢，走下荣誉和权力的巅峰之后，他将自己的心交与上帝，灵魂遂归于宁静。
　　在莫斯科，我有时候能在旧货市场上淘到两百年前的旧书，既有大陆货色，也有枕中鸿宝，在这个不读书的时代，它们却很令我满足，令我快乐。当然，望着堆积如山的古旧书刊，鼻孔里充满了斑驳的封面和发黄的内页散发出来的气息，我的疑虑又泛出心头：前人的成果流传于后人，仅仅是文字和思想的传递吗？这些书的作者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来自何处，又去向何方？他们离别了这个世界的时候，究竟将哪些不为人知的奇思妙想带入了永恒？
　　人类世世代代创造文化，每个朝代的长辈都力图使新一代传承其具有生命意义的文化。历史延续，惟此惟大。换句话说，传承不得，生命便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一位已经为人之母的朋友，偶尔参加了我们关于人生和宗教的讨论，对我的观点很是不懈。她说，她生活的目的就有一个，那就是无条件地抚养孩子（甚至还包管孩子将来的高等教育，婚姻和生育，总之是一生的呵护），她早就决定为了孩子而终其一生，因为孩子就是她生命的全部目的和意义。她还说，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母亲的生活状态。但是，不要忘记，东正教教先宗们早就告诉我们，假如每一代人都认为，他们存在的意义仅仅在于哺育下一代的话，那么人类的繁衍便将走向彻底的虚无。在这种不正常的传承之中，生命的意义最终消失殆尽。新一代迟早将睁大迷惘的双眼大声发问：我们世世代代活着到底是为什么？
　　俄国诗人叶夫盖尼·萨宁，曾经写过一首诗，描述了一位苏联共产党基层小组长，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在生命弥留时对死亡的恐惧。诗歌写道：“党小组长即将死亡∕揉着枕头∕絮絮叨叨∕不曾轻弹的泪水汪汪∕我要活在世世代代的心上∕在风的歌声里∕如白桦的沙沙作响∕母亲闪着泪光，理好枕头∕我的小可怜儿，你吃点东西吧∕他抓住老太婆的手，满目惊慌∕妈妈，人死后怎样∕我说，儿子啊，你画个十字吧∕我不要∕我只要活着，你可曾听见∕我不要什么地狱和天堂∕不要什么可怕的永恒死亡∕护士给他注射∕他安静得如搁浅的小船∕之后从一所新建的学校∕童男童女走进了他的病房∕党小组长说着∕揉着枕头∕进来吧不要哭泣∕我要活在世世代代的心上∕在风的歌声里∕如白桦的沙沙作响∕”
　　事情再简单不过了，党小组长的全部痛苦和恐惧的根源，就在于他觉得，死亡即意味着物质世界彻底消失，但是，假设果真如此，“风的歌声”和“白桦沙沙作响”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受神圣的东正教洗礼已经三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逐渐接受了一个貌似简明实际繁复的命题，那就是每个人都在寻找其生命的意义，就如同在寻找自己失却的最重要的东西一样。而宗教，为这种心灵的寻找提供了最完美的可能性。并且，因为生命的意义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属性休戚相关，从而它不分种族、性别和年龄。更有甚者，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这样的选择：其一，选择立刻过一种分分秒秒都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只有在未来才可实现的所谓美好的理想；其二，选择绝对无谓的、时下流行的无信仰生活，那时，心灵和情感所招致的是人属性上的最大错误。
　　听过有这样一个故事吗？爱德普皇帝有一次找斯芬克斯玩猜谜语，斯芬克斯问他道：“请问，什么动物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而晚上用三天腿走路？”爱德普很快就解了这个谜：“这不是人吗！”后者又问问他道：“为何这么说呢？”爱德普解释道：“人小的时候，就像生命的早晨，他力量单薄，故而用四肢爬行；长大以后，如日中天，他用两条腿行走；而在晚年，日薄西山，他不得不使用拐杖支撑，就变成三条腿了。”这是一个深思的故事。爱德普将人生的阶段分成早晨、中午和晚上。而我们来到的这个世界上，绝不仅仅是为了在不同的人生时刻换着腿走路的，我们有更重要的人生意义要思考，难道说不是吗？
　　我最近在北京一位朋友的个人博客上读到了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各有其价值，我们生来不是为了简单和无意义的死去。透过这话，我似乎看见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在抗议生命的平庸。这使我感到振奋，也使我再次想到已经离别我们的神父德米特里的话：“每个灵魂都清楚地感觉到，生命原本具有意义，当它融入永恒的时候。”正如神父德米特里走向上主的灵魂之路一样，他所感悟的生命意义，并没有因为他的故去而消亡，而是仍然在我们这些教徒的心中彼此传递。所以，我们说有意义的生命才是永恒的，才具有永垂不朽的价值。
　　今天，当我再度回首圣洗前后的生活，似乎觉得，那使我就像一个深山老林的迷路人。环顾四野，渺无人迹，绝望之极。突然出现一个路人，他对我说，反正你的生活也没有别的选择，你就给自己搭个小窝棚，弄得舒服点，每天望望远山，看看近河，了此一生吧。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出现了，他说，你还有别的路可走，但是，你要彻底告别这个小窝棚才行。这个小小的比喻，似乎特别能折射出我的心灵状态。
　　愿我们的生命因主的光辉普照而流逝永恒，愿我们每个人都不负前盟，身怀信仰，寄情笔墨，写出我们对上帝赐予我们的、不朽生命的无尚炽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