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塔什干和中亚都主教大人弗拉基米尔恩准出版

布尔什维克亵渎上帝的运动

      列宁于1870年4月16日(公历29日)受洗。他的父亲伊利亚·尼古拉耶维奇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一个信徒的儿子怎么会突然走上反宗教的道路的呢?克日扎诺夫斯基证明，列宁曾对他讲，他在中学五年级的时候已经坚决与宗教断绝任何联系，将十字架扔进了垃圾堆。是不是他体内外祖父的疯狂基因复苏了?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样，列宁变成了一个叛教者和旗帜鲜明地反东正教的人。列宁在1905年所写的《社会主义与宗教》一文中，就要求与“宗教的迷雾作斗争”。在“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口号下，列宁以他天生的狂热灌输给布尔什维克党人仇恨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情绪。他的矛头直指俄罗斯东正教会和数百万信徒群众。在下述谈话中，他公然表明其立场：“所有关于神的宗教思想、一切与神有关的故弄玄虚都是最卑鄙的东西……最危险的东西；最恶劣的风气。”
      “电灯会代替上帝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让农民对着电灯祷告，他们将更深刻地体会到中央政权的力量——它可以取代天堂。”列宁在与米柳京、克拉辛和另外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讨论电气化问题的时候这样说。
善恶不分使得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国内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亵渎上帝的行动在国家政策的庇护下大行其道。列宁提出了“将教会与监狱彻底消灭”的口号，采取恐怖手段对付教会。
      十月政变后，列宁最早出台的决议中就有针对教会的。决议强调，他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早在1917年10月26日，修道院和教堂就被国家没收。列宁指示“对牧师采取无情的、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在他的倡导下，地区主教会议的活动被禁止。
      l917年11月扫射克里姆林宫——东正教圣地事件，是布尔什维克分子野蛮的、反宗教的、丧心病狂的行为。从军事角度看，扫射毫无必要，因为占据着克里姆林宫的容克贵族们深夜已经离开了这里。
在国内，对宗教界的审判开展得如火如荼，宗教界不断遭到恐怖迫害。在对付宗教的斗争中，列宁决非孤身作战。参与这场丑恶行动的，还有他的亲密战友斯韦尔德洛夫(罗森菲尔德)、斯大林(朱加什维利)、托洛茨基(布龙施泰因)、季诺维也夫(阿普费力；鲍姆)、加米涅夫(罗森菲尔德)、捷尔任斯基(鲁菲诺夫)、沃洛达尔斯基(科根)、雅罗斯拉夫斯基（古别利曼）等等。
      1918年10月13日(公历26日)，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吉洪致函人民委员会，阐明东正教会的立场。在信中他特别指出，“……你们已掌握国家政权整整一年……被你们下令残杀的兄弟们的淋漓鲜血在向苍天呼救，促使我们对你们讲出逆耳真言……我们的祖国被侵占、被欺辱、被分割，而你们却将不属于你们的财富作为贡品偷偷运往德国。……你们不抵御外敌、保卫祖国，却又不停地扩充部队。你们要用它来对付谁?你们把整个民族分成敌我阵营，使它陷入前所未有的惨烈的自相残杀。你们公然用恨取代基督的爱，并人为地点燃了阶级仇恨的烈火，烧毁了和平。
      “……你们与外敌缔造的耻辱的和平，不是俄罗斯的需求，而是你们阴谋毁灭国内和平的需要。……无辜的主教、神甫、修士和修女遭到酷刑折磨。……但你们却以让俄罗斯民族双手沾满了自己兄弟的鲜血而沾沾自喜……在你们的唆使下，人们的土地、房舍、工厂、牲畜被强占或剥夺，钱物、家具、衣饰被劫掠。……你们用自发横财诱惑愚昧无知的人们，蒙蔽了他们的良知，湮灭了他们的罪恶感。……言论出版自由何在，宗教信仰自由何在?   
      “……尤其惨痛的是对信仰自由的破坏。……你们把罪恶的魔掌伸向由数代信徒积累起来的教会财产，毫不犹豫地毁灭了死者的意愿。你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关闭了修道院和教堂。你们阻隔了通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道路——这本是所有教徒的神圣财产。
      “……是的，我们正在你们的恐怖统治下煎熬，人们无法摆脱这恐怖统治，上帝在他们心中被冲淡，铭刻下的是野兽的形象……
      “现在，我们要劝诫你们这些滥用权力迫害亲朋、残杀无辜者的人……不要搞破坏，而要建立法制秩序，遵循人民的意愿结束内战，给他们应有的休息。否则，因你们而流的血会向你们追讨应有的报应(见《圣福音依路喀所传者》11章5l节)，你们将死在自己的剑下(见《圣福音依玛特泰所传者》26章52节)。”
      布尔什维克采取了让东正教会群龙无首的方针。大牧首吉洪被宣判为人民的敌人。
      根据列宁的指示，成千上万l9l7年以前在俄罗斯各地建立的教堂、古迹被毁。在前俄共中央委员会党史档案馆存有一份1月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特别决议，内容是关于征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房舍的。在该次会议上还通过了关于没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教堂财产的决定。列宁投入到“对反动宗教迷信毫不妥协的进攻”中。1913年1月20日(公历2月2日)，他签署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及学校与教会分离的法令》。法令强调：“任何教会与宗教团体无权拥有财产。他们不具备法人资格。”此外，在法令中：“宣告俄罗斯现有教会和宗教团体的所有财产为人民所有。”这个决议实际是指示地方机关立即开始抢劫。革命狂热分子捣毁了教堂与修道院，残酷地迫害神职人员。布尔什维克的抢掠行动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与抢掠同时进行的，还有对教堂修和道院的野蛮破坏——圣像和教堂器具被烧毁。
1917年，在俄罗斯约有78000所教堂修道院。莫斯科共有568所教堂，42所小礼拜堂。在苏维埃政权时期，绝大多数寺院、教堂和修道院被毁、被关闭或另做它途。
      为纪念俄罗斯战胜拿破仑军队而建的、伟大的、独一无二的俄罗斯文化与建筑古迹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被布尔什维克党人彻底毁灭。随后红场上建于1636年的喀山圣母大教堂也遭到破坏……许多教堂被布尔什维克党人改造得乌烟瘴气：作坊、仓库、车库甚至用作马厩、猪圈。
      后来，赫鲁晓夫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在他的积极参与下，1960-1964年间，全国共关闭了20000所教堂、69所修道院，这些教堂与修道院共有30000名神职人员。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又关闭了8所教堂和18所修道院，其中约有10000名神职人员。
      布尔什维克极端分子的亵渎上帝行为更过分，他们甚至在埋葬库利科沃会战的英雄——佩列斯韦特修士和奥斯利亚巴修士——的莫斯科圣母圣诞教堂里，建起了发电机厂压缩机站。
      1919年5月30日，列宁在给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便函中提到，将信教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党的重要性。他要求停止出售“含有宗教内容的书籍，把它们当废纸处理。”布尔什维克政府还禁止敲响钟声。
20年代初，在布尔什维克的文件中，出现了更为离奇的反宗教口号：“牧首对于我们来说是树桩，是党用来削出共产主义尖子的工具。”
      从1922年初起，对教堂的抢掠发展到新的阶段。列宁的战友托洛茨基，在这场卑鄙无耻的活动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援助饥民的幌子下，他提倡出台关于夺取教会财产的法令。《关于清理教会财产的指示》，就是他的妻子，身为人民教育委员会附属部门，博物馆事务与古迹保护部及科技总局局长谢多娃炮制出来的。
隶属于俄共中央委员会的前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档案馆的“列宁机密处”，共收藏了3724份未公开的文献材料。其中有些文件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下面是外贸委员会人民委员克拉辛1922年3月10日给列宁的报告。在报告中，这位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论证了在境外建立购销联营组织，出售从教会教堂处没收的珍品的必要性。列宁读过报告后做出批示：“……托洛茨基同志，请阅读一下该报告然后交还我。政治局是否需要做出相应指示?(我希望对清理的教堂数量能做出统计)此致!列宁。”
      托洛茨基答复道：“……夺取财产将在党大会之前完成。如果在莫斯科进展顺利的话，外省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同时要为彼得格勒的工作做准备。……到目前为止，主要在进行被取缔的修道院、博物馆、贮藏库等的清理工作。可以说，我们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但工作还远未完成。1922年3月12日。托洛茨基。”
      下面这段话，是从列宁1922年3月l9日拟订的一份文件中摘录出的，他对付神职人员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恐怖行动之卑鄙残忍由此可见一斑：
     “致莫洛托夫同志及政治局各委员。绝密。任何情况下不得复制……，列宁。正是现在也只有现在，当灾区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尸横遍野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因而应该)对教会财产进行无情的清理没收，不要因任何阻力而停顿。……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最坚决、快速地夺取教会财产，用上亿金卢布保障我们的根基。……要成功做到这点，只有现在是最佳时机。因为除了绝望的饥饿，其它任何时刻我们都无法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同情或至少是中立。……我们以此理由消灭的反动资产阶级和反动神职人员的人数越多越好。应该趁现在教训这些人，让他们至少在以后几十年里连反抗的念头都不敢有……列宁。”
      就这样，布尔什维克党人为制造的饥荒，又被其利用为对东正教会教堂圣殿进行土匪式劫掠及随后将掠夺物运往境外的最佳时机。这封该死的信暴露出了列宁的恶魔本质、他对上帝、对主的教堂的刻骨仇恨。
      依据列宁的指示，莫斯科斯特拉斯特修道院和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中的珍品被抢夺一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也遭到抢劫。在女隐修院，强盗们同样满载而归。《彼得格勒真理报》1922年5月5日对该行动作了恬不知耻的报道：“……共夺取了30普特珍宝。最珍贵的是两件镶满钻石的带圣像的金属衣饰。仅一座圣像上就有151颗钻石，其中31颗是大钻……此外，衣饰上还有珍珠串和许多小钻石……另一座圣像上有73颗钻石……有17颗红宝石，28颗绿宝石，22颗珍珠。圣像头上的光轮价值非凡，几乎镶满宝石……从女隐修院夺取的珍宝总价值约上千万。”
      对依萨基辅大教堂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该报纸在5月22日对结果再次做出报道：“5月18日对依萨基辅大教堂的财产进行了清理没收。被没收的财产装满了两卡车。……”
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政府影像图片文件档案馆，保存着被拍摄下的布尔什维克抢劫行动的电影胶片。俄罗斯所有的教堂和修道院无一幸免于难。
      至1922年5月，苏维埃政府在没收教会财产的行动中，夺取的财产达到了天文数字，这些财产百倍于国家年度财政预算。然而，伏尔加河沿岸的居民却在沉重的灾难中相继死去。伏尔加河沿岸遭受旱灾的地区人口共有3200万，其中2000万人在忍饥挨饿。
      从教堂和修道院劫掠的珍宝被布尔什维克政府运往国外，据说是为了给灾民购买粮食。事实上，国内就有粮食，只不过也被运出国外了。
      然而，仅仅抢劫教堂和修道院，对于这些野兽般的反抗上帝者来说尚且不够。
      在1919年1月初国内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列宁指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行动。俄罗斯东正教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如此大规模可怕的亵渎上帝的行动——在修道院和教堂公然挖掘圣骨。对信徒感情这样粗暴的凌辱简直前所未有。
1919年1月28日凌晨4点，在沃罗涅日省扎顿斯克市圣母修道院挖掘了圣人吉洪的尸骨匣。2月8日4点15分，在沃罗涅日省米特罗凡修道院，挖掘了圣米特罗凡的尸骨匣。
      列宁胆大妄为，竟然将三圣大修道院的创始人、院长，曾在1380年库里科沃战役前夕为顿河王德米特里祝福的圣谢尔盖·拉多涅什斯基(132l-1391)的圣骨挖出。装有谢尔盖神父圣骨的尸骨匣，被布尔什维克党人在1919年4月11日挖掘，曝尸。列宁要求将曝尸过程中拍摄的照片交给他。邦奇·布鲁耶维奇写道：“我亲自向他展示了图片……他深表满意。”
      自1919年2月1日至192O年9月28日，共挖掘了63具圣骨。其后的年代，布尔什维克亵渎上帝的活动从未停止过。
1922年日月12日，在彼得格勒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三圣教堂，传奇式的虔诚信徒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的圣骨匣被挖出。

      列宁对审判上层神职人员迫不及待。在他的倡导下，1922年5月政治局通过决议：“指示莫斯科法庭：第一，立即起诉大牧首吉洪。第二，对神父采取极刑。”
莫斯科执行该决议的法庭，在5月8日判处并执行了11名神职人员的死刑。在数千无辜被杀者的名单中，纳杰日金神父、索科洛夫神父、捷烈金神父、季霍米罗夫神父、藻泽尔斯基神父的名字赫然在目。
根据列宁l922年5月4日的指示，大牧首吉洪被追究法律责任。对他所进行的“审讯”与其他神职人员一样：无穷无尽的讯问、威胁、施压、引诱……
      目击者这样描述大牧首出狱时候的情形：“数千人挤满了监狱附近的广场。远处停着一辆马车。大批队肃反工作人员在从监狱到马车的路段组成了一道人墙，将人群分成两半。等了很长时间监狱门才打开，大牧首出来了。散乱的灰色长发，乱蓬蓬的胡须，干枯的脸颊，深陷的双眼，光身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光着脚。激动的人群不约而同俯身跪下。大牧首缓缓走向马车，双手为人群祝福，泪水从他倍受折磨的脸盘流下。这一刻如此震撼人心，以至连押解的鹰犬也在这位受难者面前虔敬地低下了头。
      由于在监狱关押期间饱受折磨，大牧首吉洪1925年3月26日不幸逝世。目击者称：“……出席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吉洪葬礼的人，比参加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列宁的葬礼的人还多。不分昼夜地、不间断地有人来和大牧首道别。据说第一天就发出了六万支蜡烛。……道别的队伍排了有一俄里长……”
      1917-1922年间在布尔什维克恐怖政策下，许多著名的东正教主教无辜牺牲。
      1918年6月15日，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主教格尔莫根第一个遇害。布尔什维克暴徒将他从船上推下水，活活淹死。
      1920年1月25日深夜，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基辅佩切尔斯基大修道院残忍地杀害了基辅都主教弗拉基米尔。据目击证人的证词称：“1月23日，布尔什维克控制了大修道院……凶手将都主教领到他的卧室……弗拉基米尔在那儿被拷打、被窒息。
      ……他们用卡车将弗拉基米尔从修道院运到枪杀地点。……都主教问道：“你们想在这儿枪决我吗?”一个刽子手回答说：“怎么，还要跟你客气吗?”于是，都主教请求让他向上帝祈祷，他得到的回答是，“那就快点”。弗拉基米尔双手高举，大声祷告道：“主啊，请宽恕我有意或无意的罪过，收容我的灵魂。”然后，他双手划十字为刽子手祝福：“愿主宽恕你们”。这时，枪声响起，都主教倒下了，血流满地。刽子手们用刺刀挑起弗拉基米尔。他的脸被刺刀刺得到处是洞。胸口的弹孔汩汩流淌着鲜血。他的肋骨被打烂了几根。胸部两侧被刺刀刺穿和子弹穿过。后脑勺也让刺刀戳烂了。……当安菲尔试图将都主教的尸体搬走时，十来个士兵和工人奔过来，将死者嘲笑漫骂了一番，并不许运走他的尸体：“你们还想埋葬他——把他丢阴沟里去吧。” 最终，当弗拉基米尔的尸体被搬运出来后，闻讯而来的虔诚女信徒放声大哭，祷告并且说道：“受难者，遭折磨者，天国是属于他的。”
      此后，全国卷起一股冲突、逮捕和枪杀的血腥浪潮。至1922年中期，与夺取教会财产同时共进行了231场审判，732人受到庭讯，其中许多人被判处枪决。
      8月12日，彼得格勒都主教韦尼阿明在彼得格勒被枪决。他临终前夕在法庭做最后陈同时说：“关于自己?关于自己我还有什么可对你们说的?也许只有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最终对我的判决会是怎样——生亦或死，但是，无论你们宣布什么，我仍旧一如既往忠诚于我主，我将双手合十，称，‘上帝啊，一切荣耀归于你……，’”
      对都主教韦尼阿明的审判过程使布尔什维克党人吃了一场精神败仗。与都主教同时受审的还有另外三名“死刑犯”：修士大司祭谢尔盖、彼得格勒教区联合会理事会主席诺维茨基教授及律师约拿·科夫沙罗夫。
      年纪最大的高级神职人员、圣彼得堡都主教谢拉菲姆(齐恰戈夫)，自1921年起长期被关押遭到流放。l937年11月30日，病中的他再次被捕。由于水肿，他无法自己走去，于是肃反工作人员不得不叫了急救马车用担架将他运到塔甘监狱。尽管身体虚弱，都主教在监狱仍表现出极大的精神力量和勇气，在审讯时他没有出卖任何人并坚决否认自己有罪。1937年12月11日，八十一岁高龄的都主教光荣牺牲。没人知道，这位老人是怎样被运到布多瓦处死的。1997年2月23日，在俄罗斯东正教会高级神职人员会议上，都主教谢拉菲姆被荣列圣者。
     司祭法捷伊、大主教特韦尔斯科伊，在经受了长时间的折磨侮辱后于1997年12月13日与垃圾一起被活埋。
     1937年12月10日，谢尔盖三圣大修道院院长、79岁高龄的修士大司祭克罗尼德(柳比莫夫)遇害。讯问时，饱受折磨、几近失明的修士大司祭毫无畏惧。审讯者要他“坦白交代自己的反革命活动”，克罗尼德回答道：“目前为止，我自认是一个君主主义者，我也是以这种精神教导出来的、以此为真理的、东正教信徒的修士。”当审讯者再三要求他说出其“同谋”时，这位老人拒不回答。这位大修道院的最后一任院长及与他同时受审的十个人被判处极刑，在布多瓦被枪决。
      都主教谢拉菲姆(齐恰戈夫)在最后一次被捕前不久说道：“东正教正在经受考验……现在许多人因信仰而受难，然而这未尝不是好事，让我们在痛苦的考验中得到精神的净化。经此之后，因基督教信仰而受难者的人数，将超过基督教历史上的任何时候。”
      在俄罗斯出现了二十世纪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善与恶的尖锐对立。1917年10月后的70年，是对宗教信仰史无前例迫害的70年，甚至比基督教创立初期遭受的迫害更残酷。大批大批的受难者，让俄罗斯东正教在无情的考验面前保持了自己的纯洁与忠贞。对神职人员迫害之残忍难以诉诸笔墨。他们被逮捕，遭受严刑拷打，被溺死、活埋、活活烧死、毒死，甚至被投入粪坑、锯成几段、钉上十字架、剥去手上和脚上内皮……
教会财宝被劫掠时东正教遭受的人员伤亡最惨重。在此期间，共有8100名神职人员和修土被枪决。被捕、流放和枪决的人总计超过20000人。
      到1929年，只有以都主教谢尔盖为首的四名高级神职人员是自由身了。
与上帝作对是列宁一生的目标。他将这场斗争一直进行到了临死前的一刻，尽管重病缠身，右手右脚部分瘫痪，口齿不清，他仍于1922日年10月13日发布了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反宗教宣传委员会》的决议。
类似的决议和惩罚措施的目的，对现代人来说一目了然。克尔索恩议员说道：“这些迫害和惩罚是苏维埃政府为有目的地在俄罗斯消灭一切宗教、代之以无神论而采取的行动的一部分。”

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遇难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可怕的罪行之一，就是野蛮地、并且作为一种仪式杀害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
      杀害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及他们的孩子——儿子阿列克谢和女儿奥尔加、玛丽亚、塔吉娅娜、安娜斯塔西娅，是由列宁一手策划的。这一可怕的暴行发生在1918年7月l6日至17日深夜，地点在叶卡捷琳堡伊帕季耶夫宫的地下室。
     早在l9l8年8月10日，列宁便签署了人民委员会《关于将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约翰逊、弗拉索夭和兹那梅罗夫斯基流放彼尔姆省》的决议，尽管众所周知，米哈伊尔大公在1917年8月9日书面拒绝了皇位。6月12日深夜，“觊觎沙皇王位者”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和他的秘书约翰逊，被强行送往彼尔姆宾馆至摩托维林辛斯基厂枪杀。然后，官方的报道却称他们逃跑了。
      在阿拉帕耶夫斯克(叶卡捷琳堡以北l50公里)城郊关押着另外一些罗曼诺夫家族成员。其中包括康斯坦丁大公的儿子约安和伊戈尔、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大公、l8岁的弗拉基米尔·帕列伊、前皇后的亲姐妹伊丽莎白·费奥多罗夫娜大公夫人。7月17日至18日深夜，他们全体被拉到城外。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被射穿头颅而死，其余人则在遭受枪托痛殴后，被活生生扔下了离阿拉帕耶夫斯克12公里处废弃的“下谢林姆斯基”矿井。
      后来，当沙皇及其家人被枪决的消息传扬开后，责任被推到地方政权，即乌拉尔苏维埃头上，宣称是他们善做主张，这种解释的荒谬显而易见。叶卡捷琳堡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中央的批准绝对不敢做出这种行动。有关枪决罗曼诺夫家族成员的决议，正式贴在叶卡捷琳堡苏维埃政府的墙上，很明显，肯定有莫斯科的指令在前。
      托洛茨基在日记中写道：“叶卡捷琳堡陷落后，我从前线回到莫斯科。与斯维尔德洛夫谈话时我问道：
      ‘沙皇在哪?’
      ‘当然枪决了，’他回答。
      ‘他的家人呢?’
     ‘家人和他一起。’
     ‘所有的?’我问到，语气显然很惊诧。
     ‘所有的!’斯维尔德洛夫回答道。“怎么了?”
      他等着我的反应。我什么出没说。
    ‘是谁做的决定?’我问。
      ‘我们这儿所有人。伊里奇认为不能让他们作为一面活的旗帜立在我们面前，尤其是在眼下这个困难时期。’”
作为对该决议的评论，托洛茨基随后写道：“确实，决议不仅合理，而且非常必要……”
      无论在彼尔姆市还是叶卡捷琳堡，肃反工作人员都清楚地知道，没有莫斯科的指示而除掉罗曼诺夫家族的人要冒多大的风险。叶卡捷琳堡收到的莫斯科指示，由斯维尔德洛夫通过彼尔姆发出，他转达的是列宁的口头命令。
福法诺娃讲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兴奋地说：‘听听涅洽耶夫写的什么!他说，应当消灭整个沙皇家族。好样的，涅恰耶夫!’停了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着道，‘这场伟大的革命未能实现的事，我们就要做到了。’”
      邦奇·布鲁耶维奇则揭露了以下事实：“‘我们全忘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涅洽耶夫具有特殊的才能……只需想一想他对沙皇家族谁该杀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足够了。涅洽耶夫的准确回答是，在大叶克千尼亚(东正教的一种祷告)。这种说法最简单明。众所周知，在大叶克千尼亚祷告上，沙皇全家、所有罗曼诺夫家族成员都会露面。该杀他们中的谁呢?头脑最简单的人也知道答案显而易见：当然是罗曼诺夫全家。涅洽耶夫简直是天才。’”
      列宁是杀害罗曼诺大家族行动的思想组织者。而执行者则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扬克利·罗森菲尔德)，乌拉尔苏维埃主席团成员沙亚·戈洛谢金(弗拉姆·伊萨克)、乌拉尔苏维埃主席别洛博罗多夫(扬克利·魏斯巴尔特)，乌拉尔苏维埃成员、杀害沙皇全家的主凶雅科夫，尤罗夫斯基(扬克利·海莫维奇)，乌拉尔苏维埃粮食委员会委员、与列宁一道乘铁甲列车从德国回到俄罗斯的沃伊科夫(魏纳·平胡斯)，扬克利·魏斯巴尔特的副手、也是与列宁同回俄罗斯的萨法罗夫。
       也许，列宁早已经相中尤罗夫斯基——革命前，他在德国接受过相应的课程训练——以及沃伊科夫和萨法罗夫来完成杀害罗曼诺夫家族这一罪恶的任务，正因此，他才将他们作为第一批共产主义罪恶的传播者带回俄罗斯。
      事实上，杀害罗曼诺夫家族行动的幕后工作早就开始了。例如，在1907年发行的一套所谓的新年明信片上，尼古拉皇帝被画成犹太人准备的祭祀用火鸡的形象。
      凶手们在完成了他们可怕的凶杀任务后，向列宁政府发出报告：
      别洛博罗多夫秘电致人民委员会书记戈尔·布诺夫，1918年7月17日：“请转告斯维尔德洛夫，沙皇全家已遭到同样命运，我们对外正式称他们死于疏散途小。”
      深夜，代替由当地居民组成的原警卫队驻守伊帕季耶夫宫的拉托维亚人部队，接到尤罗夫斯基关于枪决所有在押犯的命令。 
      以立即从叶卡捷琳堡疏散为借口，退位的沙皇、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和女侍被从睡梦中叫起。当他们被押解拉托维亚士兵面前时，他们才被告知将立即被枪决。
      以下是托马舍夫斯基的证词，由伊·阿·谢尔盖耶夫委员提供：
“在长八俄尺、宽六俄尺的房间里，被害者简直寸步难移：刽子手仅离他两步之遥。尤罗夫斯基走到国王面前，冷冷地说道：“你的亲友想救你出去，但是办不到。我们现在就要杀了你。”
国王尚未反应过来。他吃惊地喃喃道：“什么?什么?”突然，十二把枪几乎同时发射。子弹一颗接一颗，嗖嗖地飞过去。
      被害者纷纷倒下。国王、王后、三个孩子及仆人特鲁普当场即死亡。而王子阿列克谢仍奄奄一息，小公主还活着，尤罗夫斯基用自己的手枪亲手杀害了王子。刽子手们接着用刺刀刺死了尖叫着闪躲的安娜斯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摘自维尔顿《罗曼诺大家族的最后日子》）
     当一切沉静下来，尤罗夫斯基、沃伊科夫和两个拉托维亚士兵开始检查被枪决者，对其中几个又补射了几枪或刺上几刀。
      据沃伊科夫讲述，当时简直是噩梦般的场景。尸体可怕地躺在地上，因恐惧和鲜血而扭曲了他们的脸。地板变得滑溜溜的……只有尤罗夫斯基一人非常平静。他冷漠地检查尸体，并从他们身上摘下贵重物品……（别谢多夫斯基《热月政变之路》）
      在确定所有人都咽气后，他们开始收拾尸体……屠杀地点必须得很快恢复正常，他们主要想赶快掩盖血痕，不留蛛丝马迹。至凌晨三点(六点)，清理工作结束。
      托马舍夫斯基的证词，由伊·阿·谢尔盖耶夫委员会提供尤罗大斯基下令，拉托维亚士兵们开始将尸体经过院子搬到大门前的卡车上。
      ……汽车开向城外预先选定的一个矿井。尤罗大斯基随车出发，沃伊科夫则留在城里，因为他必须为灭尸做一些必要的事。
      他的工作是挑选出15名叶卡捷琳堡和上伊谢季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员。每个人配备一柄磨得锋利无比的、肉铺用来剁骨头的那种斧头。此外，沃科夫还准备了硫酸和汽油… 
      最沉重的工作是支解尸体。沃伊科夫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不寒而栗。他说，当工作做完后，矿井四周到处散布着血淋淋的尸体碎片、断臂、断腿、头颅。
     我们当即将这些血淋淋的碎尸浇上汽油和硫酸点燃。火一直烧了两天两夜。携带的汽油和硫酸用完了，我们不得不几次在深夜从叶卡捷琳堡运来补充……
    “这真是可怕的画面，”沃科夫最后道，“即便是尤罗夫斯基到最后也受不了了，他说，要是再持续几天的话，他恐怕要疯了。到最后，我们都开始手忙脚乱起来。我们把烧剩的残渣扒成一堆，往矿井里扔了几枚手榴弹，以便炸穿井中常年不化的坚冰，然后把烧剩的残渣抛到炸开的洞中……
      在上面，我们把矿井周围的土翻松，盖上树叶和青苔，以遮掩篝火的痕迹……”（谢多夫斯基《热月政变之路》）
      7月6日(公历19日)后，尤罗夫斯基立即起程回莫斯科，随身带走了七大箱罗曼诺大家的财物。无疑，他将到莫斯科与他的朋友们分享战利品。
      有一个事实颇引人注目。在屠杀前夜，有一个貌似犹太夫子，长着“漆黑胡子”的人乘坐一辆只有一节车厢的专列从莫斯科来到行刑地点。这个人是某个中心派来验收完成任务情况的代表。是不是他在屠杀地的墙上留下了题字?
第一段题字是：“巴尔塔萨在今夜被其仆人杀死(歌德诗歌中的名句)。”
     不远处，在两边墙上用同样的墨水，同样的笔迹画着一些符号。
对这些符号神秘含义的解析是：“在这里，根据魔鬼的指示，沙皇成为毁灭国家这一目的的牺牲品。专此奉告全体国民。”（摘自维尔东《罗曼诺大家族的最后日子》）
     杀害受过敷圣油礼的沙皇及其家族的仪式，是由那些早在福音时期便选择了自己道路的幕后势力完成的：“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圣福音依玛特泰所传者，27章25日节)
     关于他们，上帝说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圣福音依约安所传者，第8章44节)
十月政变颠覆了专制制度，也给东正教——俄罗斯国家与道德秩序的基石带来巨大的损失。十月政变后，无神论成了新的苏维埃教派(确切说，是反宗教教派)的轴心。它的名字就叫共产主义。列宁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二十世纪反基督者的角色。
      在恶魔亵渎上帝的年代，俄罗斯走过了通往各各地(基督受难地)的道路。在苦痛的考验中，她获得了一大批新的殉难圣徒和忏悔者，他们面对上帝，不断为俄罗斯祈祷。
      列宁死后，他的接班人斯大林，对东正教神职人员的杀戮并没有中止，自1937年－1941年共有175800名神职人员被捕，其中110700人被杀害。至于他在俄国卫国战争爆发后，下令开放教堂和释放神职人员，已是是后话，当有公论。

                                                 苏俄时期殉难的部分东正教神父

▲瓦尔索诺菲，主教，诺夫格罗德市助理教务主教——被刺杀。行刑时，他张开双臂面队刽子手，子弹一颗也未射中他，于是，疯狂的红军士兵冲过来，用刺刀将他刺死。
▲拉大连季，主教，下诺夫格罗德市助理教务主教——被枪杀。
▲大主教瓦西里（切尔尼戈夫斯基）和主教马特维被派往调查大主教安德罗尼克（佩尔姆斯基）被害事件，在回程中，他们被红军拦截，红军抢去他们的调查材料后将他们打死。
▲主教瓦尔纳瓦（托博利斯基）——被枪杀。
▲斯基都主教弗拉基米尔——l918日年1月20日被枪杀。
▲米特洛罗梵，主教，弗拉基米尔州助理教务主教，75岁——被枪杀。
▲主教格尔莫根（托博利斯基）1918年春在西伯利亚西部一个城市被折磨致死。由于酷刑过于残忍，以至主教的兄弟乞求折苏维埃士兵快点将主教杀死，他因此也被枪杀。
▲格尔莫根（托博利斯基）主教之弟叶菲姆，多尔加诺夫——彼得格勒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基教堂大司祭。
▲主教马卡里（奥尔洛夫斯基）——在维亚季马或斯摩棱斯克被枪杀。在枪决时，他唱起了赞美诗，发表了充满崇高思想的演说痛斥布尔什维克。
▲大司祭沃斯托尔戈达——被枪杀。临死前，他激情洋溢地发表了演说，连红军士兵皆为之动容而拒绝开枪。大司祭最终被中国雇佣兵杀害。
▲帕维尔·捷涅日内神父，上塔克马克司祭——被杀。

（该名单由大主教西尔韦斯特尔· 奥姆斯基收集、记录和整理于基辅波克罗夫斯基大教堂）

工商分局“扫黄打非”工作见成效

录入人：  文章管理员 录入时间：  2007年03月29日 来源：  
 
　　
    2007年一季度以来，为营造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安定祥和的社会气氛，确保节日及 “两会”期间全区政治文化安全，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和职能，从严格市场准入、开展专项整治、查处无照经营等方面做好扫黄打非工作。
    一是领导重视，明确责任。将扫黄打非工作作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部门职责，将专项整治等有关工作落实情况纳入了岗位目标效能考核。
    二是严格市场准入。分局登记、监管部门及各工商所严格执行音像制品、图书、印刷、复制、出版、发行等行业登记的市场许可准入规定，未经许可，不具备条件的不予登记发照，不得通过年检验照。
    三是积极开展专项行动。在加强日常监管巡查的基础上，按照市工商局和区的部署，认真开展了“保护知识产权，反盗版天天行动”, 查缴色情贺卡, 加强辖区游艺娱乐场所监管,查缴《六四诗集》、《觅雪魂》、《中华福音》等非法政治性出版物、软件等多项扫黄打非专项整治行动。一季度出动执法人员822人次，执法车辆113台次，检查印刷、复制企业19户次，街头报刊亭142户次，音像出租出售门点150户次，歌舞娱乐场所57户次，电子游戏室131户次。通过加强巡查监管和各类专项整治行动，立案查处无照经营电子游戏11户、网吧2户，罚没总额达5.6万元，为扫除易出现盗版音像制品、涉黄的源头作出了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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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鲍•巴边科（俄罗斯）▲中华福音图片

      我是苏联“战后一代”军旅作家。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苏俄出版了卷帙浩繁的伟大卫国战争题材图书，但是，有关战争中的奇迹却鲜有涉及，我正在编纂的新书《战争中上帝保佑》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我要讲的故事，有别于朱可夫在战场上私藏圣母像和暗自祈祷的秘梓，而是上帝真正显迹。我做过一个统计，俄罗斯公共图书馆馆藏的卫国战争题材图书超过70万个分类，其中关于“不可思议”事件的记载不计其数，鉴于当时苏共政权对东正教的控制，很少有人公开提及“奇迹”二字，大家当时仅仅用“命运”二字隐喻上帝保佑的故事，并在亲朋好友之间私下流传。
      奇迹不仅发生在基督徒战士身上，而且还发生在被迫接受无神论教育的普通人，特别是苏共党员身上。1945年庆祝胜利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儿，看到前线复原回来的军人和家人们悄悄议论着和报纸广播里不一样的事情，虽然我们心里很迷惘，但是我们相信他们，因为他们从来不曾欺骗我们。
      奇迹当然不可能自然发生，他们都曾祈祷过上帝。前线当时流行一句话：战壕里没有不信上帝的人。他们肯定都在内心祈祷过，就像我们知道的，男儿扛枪上前线，妻儿老母就在家中为他们祈祷上帝。卫国战争时期在摩尔多瓦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有个空军飞行员，还是个政委，在一户居民家中留宿，全家人均为他祈祷。他回到部队又带领众战士做战前祈祷。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军人，绝大多数都是教徒或者宿命论者，比如说，他们很多人都认为，在战争中，他们“该活着的死不了，要死的活不成”，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600里大转移和“苏－2”逃生

       1956年我开始采访卫国战争归来的战士，头一次接受采访的是我妻子的亲戚，一位医院退役指挥官首次给我讲述了战争奇迹。1941年，他们陷入德军重围。苏军野战医院军列，竟然在敌后沿铁路一口气撤退了600余公里，将伤员和医护人员平安转移，没有添加任何补给。这对于当年每日最多跑200公里就要添煤加水的火车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何况身后的德军还沿铁路穷追不舍。
      一位苏军飞行员驾驶“苏－2”型飞机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生意外，弹舱爆炸，飞机坠毁，飞行员几千米高空无伞降落，竟安然无恙。
      被采访的飞行员说：“你看一下这种飞机的图纸就知道，飞行员简直就是坐在炸弹上，一旦出事，理论上根本没有逃生的可能！” 飞行员说，剧烈的爆炸、腾飞的火舌、炽热的高温、横飞的弹片——简直恐怖之极！机舱急剧减压，他也不知道怎么就被抛到了舱外。因为，首先，驾驶员是被安全带固定在座位上的，出于迫降的考虑，安全带非常结实和牢靠。其次，驾驶员还身背降落伞，双腿置于仪表盘之下。他如何在刹那间挣脱了这一切而飞向空中呢？这至今是个迷！更不可思议的是，飞行员弹出座舱之后，身上的降落伞并没有打开，他从几千米底的高空直落大地，要是一般人早就粉身碎骨了，可他竟然毫发无损，救援人员一天一夜之后找到他的时候，仅发现他手脚上有点冻伤。

          打不死的奥奇金

      卫国战争时期，流行着英勇的苏军战士马特洛索夫舍身赌枪眼的故事。有人问我类似这样的战士有幸存者吗？当然有!他就是亚历山大•奥奇金中尉。
      奥奇金确实是备受上帝怜悯的人。开始，德国狙击手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但他竟然活了下来。他出院之后，重返前线，后来在冲锋的时候，又被德国人大口径枪弹打断了大腿，他顽强地爬到敌人的火力点旁边，把手榴弹投了进去，可是敌人的机枪并没有停止射击，于是，奥奇金便挣扎着用自己的身体堵在枪眼上。战友们把被打成蜂窝般的他从战场上抬下来，安放在一间农舍里，大家立正，脱帽默哀，就在这时，奥奇金突然苏醒了，以为自己被俘了，猛地拉掉了别在腰间的手榴弹拉环，幸亏身边的一个战士从他手中夺过手榴弹，扔出窗外。奥奇金经过医院的治疗，又重返前线。接着，他又随部队完成了强渡第涅伯河的壮举，之后他险些在一场严寒中冻死，幸亏一位军医及时抢救，才再次死里逃生。他还在解放布拉格的战役中再次受伤。1965年，他的故事被发掘出来并且在媒体上大加传扬。苏军元帅崔可夫回忆录中也提及这个战士的事迹。奥奇金战后毕业于电影学院，拍摄了影片《没有终点的赛跑》等影片，还撰写了其英雄事迹的回忆录。奥奇金活到2003年才去世。

          一把茶壶

      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近卫第10航空轰炸团飞行大队长叶菲莫夫大尉的故事是这样的，1944年5月，他同一群飞行员在前往塞瓦斯托波尔的路上，在辛菲罗波尔城外小憩。这时他们身边正走过一队被押解的德军俘虏。突然间，一个俘虏从队伍里跑到叶菲莫夫大尉一群人面前讨面包，有人就递给俘虏一块面包，俘虏为了感谢他们，从怀里掏出一个茶壶放到身边的桌子上就跑了。叶菲莫夫大尉拿起茶壶一看，那弧形把手上居然刻着他父亲的名字！他欣喜若狂，因为自从开赴前线之后，他已经和住在斯大林格勒的家人失去联系整整三年了。
      叶菲莫夫大尉终于在当地城防司令的协助下找到了那个德国俘虏。他说，他是在乌克兰罗西河畔一个名叫沃洛达尔卡的小村庄得到这个茶壶的。当时这个德国俘虏担任小村庄的警戒，他向一个饥肠辘辘的一个乌克兰老人施舍了面包和盐，作为回报，老人将茶壶送给了现在这个德国俘虏。后来，这个德国人被派往克里米亚执行任务，并在那里被苏军俘获。
      叶菲莫夫大尉将这个茶壶一直保存到战后，并在乌克兰的沃洛达尔卡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令他不可思议的是，当年家人从斯大林格勒到沃洛达尔卡的长途迁徙，遥遥1100公里，身无分文的家人竟然徒步完成，茶壶不过是个征兆，深层的原因是家人天天祈祷上帝。

        信

      榴弹炮兵1229团上校营长，苏联英雄布塔林也是奇迹目击者。他讲述说， 1944年11月“十月革命节”之前，有一批礼品从后方运抵他们团，礼品盒上面照例写着：“最勇敢的战士收”。谁是最勇敢的战士呢？大家公认是电话兵图良契克。原因有二，第一，他为人谦逊随和。第二，他正经受新婚别妻之苦。何况他伤愈之后就被编入了别的部队，和妻子失去了联系，正发愁呢。图良契克打开礼品盒里的信，大家都喊：“大声念！”图良契克念道：“最勇敢的战士，请接受来自敌后的祝福！我恳求你们，假如你们见到军士图良契克，请一定转告他我的地址。图良契克之妻叶莲娜。”

        黑海救生

      前苏军歼击航空兵164团指挥员，后来的苏军空军元帅斯科莫洛霍夫亲眼所见，1943年初冬，航空兵164团上士阿维尔金的飞机，在距岸边40公里处被敌人炮火击中坠入黑海。阿维尔金跳伞逃生，在冰冷的海浪里漂流了若干小时，已经彻底冻僵。这时，阿维尔金透过多天早来的暮色，看到有个生物冲他游来，他原来以为是鲨鱼，近了才看清是艘救生艇。“你是谁？请回答！”艇上人用俄语喊了一句。“是自己人！”——阿维尔金顿时心里热乎乎的——简直太神奇了，在茫茫大海里竟突然来了救星！原来是苏联海军潜水艇派出的救生艇前来搭救，阿维尔金登上了潜水艇，第二天清晨回到航空兵164团。
      战友们见到他，听完他的讲述，震惊不已，大家都觉得此事无法解释。第一，歼击航空兵164团不隶属海军航空兵，所以，飞行员们不配备水上救生设备；飞机坠毁的时候，情况紧急，显然，阿维尔金当时进行了违规操作，因为他没有在飞机距水面100米的时候解开弹簧钩，摆脱悬挂系统，以便坐在圆形的背带上入水，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接触大海的时候自然滑向水面，降落伞向一旁散落，阿维尔金竟然没有被伞绳缠绕，还能自由活动。其次，阿维尔金没有在入水后速脱掉冬装，居然还在海面漂浮了若干小时，一般人早就被浸透水的冬装拖到海底了。第三，黑海当时的温度是摄氏7度，一般人在这样水温的水中呆上40分钟就有生命危险，而阿维尔金居然漂浮了若干小时，何况心理学家认为，恐怖和绝望的情绪会加速死亡的到来！
      再看不可思议的海军营救人员。阿维尔金的坠海地域属于德军控制区，每天海面都有德军水上飞机搜巡达十几个小时，发现苏军水面和水下舰只后，他们会立即通告自己的鱼雷艇或者轰炸机前来消灭。所以，当时苏军巡逻艇在只有在远离海岸的深海区域夜晚上浮，根本无法前来近海，又怎么可能在午后驶到离岸40公里的地方去营救阿维尔金？

全俄及莫斯科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解析
俄罗斯红白教会八十年分久必合的秘密

      2007年5月17日，在纪念主升天的大节来临之际，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基督救世主教堂，全俄及莫斯科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与俄罗斯海外东正教教会都主教拉夫里，共同主持了回归庆典，签署了象征着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统一的《规范书》。全俄及莫斯科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在谈到：

      由于革命和内战，那些发生在我国的悲剧性事件，迫使一些教区的大主教和数百万人移居国外。出国的人，无论是教区大主教还是普通神职人员，从未接受过苏维埃政权，也从未打算与苏维埃政权做任何接触。但是，俄罗斯教会的遭遇，西方社会就很难想象了。那些只因为信仰上帝而遭到的迫害、镇压和枪杀，我觉得，只有基督教历史上最初几个世纪发生的对基督徒的迫害可与之相提并论。莫斯科布多夫刑场是个大坟场，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被枪杀，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因为其功绩被册封圣人。我觉得，恐怖的20－30年代我们无法回避。
      1921年在由诸位主教通过的决议案未经至圣大牧首吉洪首肯，因为他认为，教会不问政治。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评价都主教谢尔盖，后来的大牧首谢尔盖的所为，但是我要确认，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教会，他想告诉无神论的政权，教会不是反革命组织，教会永远遵循自己的历史，永远和人民与祖国在一起。但是，都主教谢尔盖的观点未被海外教会接受，这成为俄罗斯教会分离八十年的主要原因。
      遗憾的是，八十年来，我们没有关于海外教会的正确信息。却得到很多来自方方面面的不和谐之音。很多人不相信那些信息，我们也没有官方接触。当然私下的会见还是有的，比如说我们的神职人员访问过西方，他们受到了日内瓦大主教安托尼的热诚接见。也有对方的神职人员到我国访问，我们也向他们介绍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生活，请他们参观我们的圣地。所以，这个时刻早晚总要来临——收集曾被轻易抛弃的石头，克服漫长的分裂状态。
      苏联无神论政权垮台之后，莫斯科牧首和海外教会曾经有过联系，还有其他侨居海外的教会人士。但是，那时候他们没有回应。1993年莫斯科召开海外同胞代表大会的时候也没有回应，因为那时俄罗斯正处在国内战争的边缘。但是，一切都在渐变，由于上帝的仁慈……  
      2000年举行的荣耀俄罗斯皇家圣者，以及在那些年代，所有因为信仰基督而遭到镇压的主教、牧人、修士和信徒之主教会议，成为教会统一的推动力量。在这次主教会议上通过了教会和国家关系的社会议案。我感到高兴的是，俄罗斯海外教会在这项议案中，看到和听到了来自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心声。
当然，这远不是全部。还有其他的条件，比如，俄罗斯海外教会首席主教拉夫里的当选，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拉夫里都主教以及海外教会圣公会的见面，只有当海外教会的主教们见到了一个不再与教会为敌的总统的时候，他们的顾虑才会打消。
      我自幼在教堂事奉，我记得那时在教堂事奉的大神甫是亚历山大•基西廖夫，我父亲那时是助祭。我自幼看到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神父对俄罗斯充满热爱。而俄罗斯海外教会一贯认为它是俄罗斯教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说到教会统一的阻力，我认为，俄罗斯海外教会公会做出的关于“在我规范区域内建立并行教区”决议是最大的错误！俄罗斯海外教会很多主教都反对这项决议。况且，它还在我们内部造成了隔阂。
      不存在转到在我规范区域内俄罗斯海外教会的有思想的神职人员。而经常会有那样一些神职人员，他们基于正典的原因而得到其合法主教的宽恕。他们当然会提出反对教会统一的意见，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违反过他们本该遵守的正典。我觉得，海外也非所有人都接受令人理解和欣慰的教会统一。因为东正教教会统一的有利见证愈加显著，俄罗斯人民愈加团结，某些人便愈加不安。
      我想再次提及2000年召开的主教会议，当时普京总统与拉夫里都主教在纽约进行了会面，2004年俄罗斯海外教会派团访问俄罗斯。那年拉夫里都主教带领两名主教和十八名神职人员前来莫斯科访问。他们在俄罗斯境内参观了很多修道院和教堂，每到一处，他们都受到兄弟般的礼遇。
      我们曾经多次谈到，我们应该在教会的两部分之间建立祈祷的和感恩的交往。而这样的交往正是从拉夫里都主教的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开始的。我们一同在莫斯科布多夫刑场，这个神圣的、悲剧性的地方做了祈祷。我们和那些在俄罗斯多灾多难的岁月中，为了信仰、出于虔诚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具有共同的理解和千丝万缕的联系。
      除此之外，我还和拉夫里都主教在圣化鲍利索夫水塘教堂的时候，为了纪念罗斯受洗千年，以及在大升天教堂庆祝主升天节日的时候祈祷。意味深长的是，在那历史性的访问之后，在三年之后的主升天纪念日， 举行了签署教会统一的协议书。
      至于说移葬玛丽亚•费得洛夫娜皇后的遗骨问题，莫斯科综主教区和俄罗斯海外教会的代表都有参加。我们对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统、我们虔诚的统治者，我们的态度是一致的。我认为，这再一次证明，多年的离析并未留下深刻的烙印，善良的意愿和基督之爱便可将其消弭。传统应该珍视，假如这些年海外教民和海外教会有了自己的一些新传统，我们也会珍视。
      我认为，只有教会的统一是最终制止内战及其后果的重要方式之一。因为正是内战使得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巴黎，正赶上俄罗斯移民的第一浪潮。他们对祖国、对俄罗斯都怀有爱心，我可以证明。他们所有的人都期待回归。而上帝并没有责怪他们。而今天的第二第三代俄罗斯侨民，已经统一，并且有机会造访祖国的教堂，参加圣礼和享受充分的教会生活，我觉得，这一事件意义巨大。而对教会和国家历史而言，这一事件非同寻常，为此应该感谢上帝，因为主助我一臂之力，恰在收集曾被轻易抛弃的石头的宗教复兴时刻。
      俄罗斯海外教会未来将独立自主地决定财务和财产问题。俄罗斯海外教会数十年来所拥有和所保留的，以及它所创建的，将继续属于它所有。俄罗斯宗主教区绝不强求。
      我主终将统领他的教会，俄罗斯所发生的宗教复兴，不啻为一个我们永远可以寄望的奇迹，但是我们不可假设，我们将是这个奇迹的见证人和它的参与者。我认为，今天所实现的统一将恒久持续，因为统一来自上帝。

                                                                   (克谢尼亚•凯宾（俄罗斯）著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 提供图片)

      在俄罗斯传教团的北馆，修建北京教众致命堂（又称殉道者教堂）体现了传教团诸传教士们的思想：让东正教信仰而牺牲的中国殉道者们，以及他们的精神导师——英诺肯提（费古洛夫斯基）都主教和西蒙（维诺格拉德夫）大主教，第十八和十九届传教团团长，都得以在此安息。但是，这一远离俄罗斯的教堂，令人无法想象地在历经革命之后，命中注定地成为俄罗斯殉道者——1918年被害于乌拉尔的、罗曼诺夫家族的临时避难所。这样，命运所展现的传教团与罗曼诺夫家族的关系，绝对出人意料。
      北京教众致命堂的故事在俄罗斯绝对一无所知。我试图在本文中，以一些信件来源为基础，其中主要是《中国福音》杂志以及最后一任俄罗斯在中国的传教团团长维克多都主教（斯维亚金，1893－1966）亲属的回忆，为再现俄罗斯历史上这悲剧性的一页做个初探。俄罗斯北京传教团，在建立十年之后被彻底摧毁：义和团运动不仅烧毁了教堂、钟楼，还有传教团的住所和办公室。几十年来收藏的最珍贵的图书也付之一炬。北馆化为灰烬。
      传教团居无定所，被政府安排来安派去——从北京迁到通州，从通州搬到天津，再从天津转到上海。在如此严峻的情形下，圣公会总检察官致俄罗斯驻北京公使的建议迁走传教团的函件便一目了然了——假如它不能在西伯利亚或者阿尔杜港使中国蒙福的话。然而事态说明，在义和团起义和对基督徒行凶之时，传教团有222名中国基督徒遇害，他们因为东正教信仰而罹难，使得传教团成为伟大圣地。将这一圣地弃之不管是耻辱和犯罪。
      第十八届传教团团长英诺肯提（费古洛夫斯基，当时教衔是修士大司祭）于1901年10月11日，向圣公会提交222名中国东正教信仰殉道者的名单，并申请在为纪念他们，在被摧毁的北京传教团教堂废墟上修建北京教众致命堂。圣国家公会之全俄罗斯国王陛下，1902年4月22日签署2874号令，恩准在北京修建纪念带安葬遇难中国东正教教徒遗骸之棺椁墓室的北京教众致命堂，并且钦定每年6月10－11日（新历6月23－24日），为中国东正教社团在东正教徒遇难地举行宗教游行的庆典日。
      在教堂义和团起义时摧毁的旧地基上，北馆的东北角，1903年建成了墓穴，东正教徒的遗骸被迁往此地。他们的遗骸在此先裹以绸缎，之后再包上浸油的粗麻布，置入大理石陵墓。
      1904年，在东正教基督徒们殉难周年之际，北京教众致命堂施工备料完成。此刻还完成了教堂的祭坛的最后加工。1904年6月10日，举行了隆重的墓穴圣化仪式。1906年，在一层楼高的墓穴上增筑了第二层，即圣尼古拉教堂。
      此时北京教众致命堂的施工，已经由荣任主教的英诺肯提主持。三十年代末，移民北京的М.В.科洛博夫将军（1868－1939之后）写道：“按照东正教教会礼仪，建造新堂之时，主教应亲手将神圣殉道者之圣骨安放在祭坛之下。在北京传教团区域内，经已安息的大主教英诺肯提之手，为东正教信仰英勇就义的中国人遗骸得以收集和入殓。”
这是一座美丽的、白色砖石结构的古典风格教堂，顶戴着蔚蓝色金星穹顶。两侧楼梯通往这座双祭坛教堂的、圣尼古拉教堂入口处的平台。由此，北馆美景一览无遗。
      多年之后（1931年），北京教众致命堂的修建者，英诺肯提都主教也将在教堂墓穴祭坛的一角安息。1933年，在英诺肯提都主教身边安葬了西蒙（维诺格拉德夫）大主教，第19届传教团团长。他们身旁还为维克多大主教，第20届传教团团长预留了空位。
      北京教众致命堂，那里与东正教教会的牧师（俄罗斯人）一道，安息着她的孩子（中国东正教徒），此堂倍受敬仰，成为传教团珍爱有加的圣地和它的象征。
北馆的北京教众致命堂几乎一直关闭，每日的事奉礼仪根据修道院条例在位于北馆西侧的乌斯宾斯基教堂举行，这个教堂有通道直达北馆墙外。
      然而，一年内还是有数次事奉礼仪在北京教众致命堂举行。圣尼古拉教堂位于该堂二层——它面积不大，由于左侧四扇窗户之故，右侧倍显敞亮，被封圣的主教尼古拉圣像上端是光彩耀目的、玫瑰色的圣像壁和俄罗斯古老的神龛，——它在尼古拉日开启圣门。从乌斯宾斯基教堂移至此地教堂中央悬挂了传教团的圣物——奇迹创造者圣尼古拉的圣像，这幅圣像是1685年由阿尔巴金诺城堡的哥萨克人带到北京。这是西伯利亚的一件历史珍贵遗物，见证了昔日俄罗斯人东进阿穆尔的历程，圣像上的圣尼古拉手持利剑，1900年它被传教团成员转移至使馆区，而幸免于义和团之乱。
墓穴在主要节日开放（如上所述在6约23－24日）——那是在义和团起义中遇难的中国基督徒纪念日。自1904年，制定了这一节日的庆典程序，几十年不变。
      6月24日清早（以避暑热）在乌斯宾斯基教堂举行祈祷仪式。先是举行圣水祷告和事奉礼仪，之后为所有神圣殉道者祷告。所有到堂人员，高唱圣歌（晨课教会圣歌）“海浪”以宗教游行队列走向基督徒们的遇难地，首先是走向北京教众致命堂。游行终点是距北馆三俄里的俄罗斯墓地（在北京城墙外）。
      宗教游行队伍乌斯宾斯基教堂出发，穿过主教公园，踏上通往北京教众致命堂的道路，在大理石小桥后面停下。在北京教众致命堂的墓穴举行短暂的祈祷。之后，宗教游行队伍走遍北馆中国教民遇害之地，并走向钟楼之下的圣门，该钟楼是莫斯科尼古拉教堂钟楼的惟妙惟肖的复制建筑。钟楼上共有七座钟，最大的重约五十普特。
      宗教游行队伍穿过圣门，踏上铺设到马路上的、连接主教公园和南馆公园的小桥。桥的左右两侧安装了网状护栏。游行队伍在南馆公园立即进入大教堂广场，它是为了准备修建“基督复活大教堂”而建。
宗教游行队伍穿过整个南馆公园，走出铁门来到传教团外面。这扇铁门通往羊倌胡同,曾是传教团的正门，它的邮政地址是，东直门，北馆，羊倌胡同21号。
      宗教游行队伍走出传教团，向左（向东）拐进羊倌胡同，走过尘土飞扬和弯弯曲曲的小巷，踏上东直门大街宽阔的街道。宗教游行队伍总是簇拥着大群的中国人，它从东直门大街直奔北京北城墙的安定门，再走向城外。甫一出城，便是中国基督徒殉难的“三角地”。为纪念死难者，传教团在此为中国百姓，并不一定是基督徒修建了一座可容纳60人的客栈。这里也举行晨间简短的祈祷。宗教游行队伍继续向北，在四分之一俄里处坐落着传教团墓地——那就是游行队伍的终点。
      墓地是一面被拉成直角型的围墙。从墓地西侧开始建起50座俄罗斯军人墓地，称为“绿色统一八角十字架军人墓地”。在传教团墓地中央，矗立着钟楼和可容纳350人的、戴五座金色穹顶的“谢拉菲姆•谢洛夫斯基”教堂。伴随着教堂钟楼的钟声，游行队伍走进墓地，在教堂里做短暂的祈祷，为牺牲的基督徒吟唱“永恒的纪念”之歌。之后稍事休息，神职人员和众兄弟请茶，宗教游行队伍远路返回。
      在返回的路上，有更多的中国人伴随宗教游行队伍，加入的人远多于围观者。宗教游行队伍抵达安定门之后，有时从另外一条路返回北馆——游行队伍登上北京城墙，沿着城墙一直走到东北角的角楼，再从那里下城墙，穿过角门走进北馆区域。
      在北京中国东正教教堂遇难二十年后，俄罗斯历经帝国主义战争和流血革命，饱受国内战争之苦，成千上万的俄罗斯难民涌入了中国。很多人将俄罗斯传教团当作其避难所。这是一段北京教众致命堂的围墙可以为俄罗斯殉道者——阿拉巴耶夫卡悲剧中的牺牲者提供保护的时光。
      众所周知，1918年6月18日深夜，罗曼诺夫全家族的人都被活活地抛下了乌拉尔阿拉巴耶夫斯克市郊附近的矿井。他们是：皇后的姐姐：亚力山德拉•费德洛夫娜，谢尔盖•亚力山大罗维奇大公的遗孀；谢尔盖•米哈伊罗维奇大公，炮兵将军；康斯坦京•康斯坦京诺维奇大公（作家）的三个公爵儿子——约安、康斯坦京和伊戈尔；弗拉基米尔•帕弗列伊——帕维尔•亚力山大罗维奇大公贵贱通婚所生之子。与他们一同被抛下矿井的还有，修女瓦尔瓦拉和谢尔盖•米哈伊罗维奇的管家费德尔•谢苗诺维奇•列梅兹。阿拉巴耶夫斯克市被白军占领之后，他们将被害者的遗体移出矿井，穿越西伯利亚运往中国。上面提及的М.В.科洛博夫将军这样写道：“皇家殉道者和他们忠诚的仆人（此处指费德尔•谢苗诺维奇•列梅兹）的棺椁1920年4月3日，经哈尔滨运抵北京，它们是奉高尔察克将军的命令转运的。” 棺椁运抵北京之时，鉴于中国严禁死者进城的法律，它们旋即被运往城北的俄罗斯墓地教堂，即安定门外的传教团墓地的“谢拉菲姆•谢洛夫斯基”教堂墓穴。该教堂的地下特别为罗曼诺夫家族遗骸预建了墓穴。
      尽管传教团墓地一直有人看守，但是英诺肯提大主教还是担心公爵棺椁的保存问题——这是俄罗斯人民的圣物——他一直积极争取将它们转移到北馆北京教众致命堂内。但是中国政府以法律为由，无论如何不同意。
      直至十八年之后，最后一任传教团团长维克多大主教，才得以将罗曼诺夫家族遗骸移至北馆。“随着中国北方政治局势的变化，传教团团长，至尊的维克多终于在1938年得到中国政府首肯将棺椁迁至北京教众致命堂，即它们现在的安放处。” М.В.科洛博夫将军写道：“在教堂的下层，在墙洞中，临时放置了5个阿拉巴耶夫斯克悲剧中死难者的棺椁，他们是：谢尔盖•米哈伊罗维奇大公、三个公爵儿子——约安、康斯坦京和伊戈尔和管家费德尔•谢苗诺维奇•列梅兹。”
М.В.科洛博夫将军说这些棺椁是“临时放置”在北京教众致命堂的墓穴里，意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被安葬在俄罗斯。但遗憾的是，М.В.科洛博夫将军的话却预示了另外一层意思。
      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援引我母亲，维克多都主教的妹妹（斯维亚金娜）的叙述。
      1917年革命之后，俄罗斯中国传教团隶属于俄罗斯海外东正教教会圣公会。1944年，还在日本占领时期，维克多大主教向苏联驻北京领事馆递交了以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名义写就的正式报告，提出了与关于牧首治下的教会合并的请求，直到1946年俄罗斯中国传教团才与莫斯科宗主教区恢复了被革命所中断的正式交往。
      1947年，维克多大主教应召前往苏联驻北京领事馆，总领事向他传达了莫斯科命令，将罗马诺夫家族秘密埋葬在安定门外传教团墓地。维克多大主教吩咐传教团的同事，米哈伊尔•列舍特尼科夫神父埋葬阿拉巴耶夫斯克悲剧中死难者的遗骸。米哈伊尔•列舍特尼科夫神父和其他几位传教团的同事，套了几挂大车，将装有罗曼诺夫家族遗骸的棺椁运走，埋葬在传教团墓地。
      这样，阿拉巴耶夫斯克殉道者死后三十年，才魂归大地。
      1955年，维克多大主教接到1955年3月11日令，取缔俄罗斯传教团，传教团在中国拥有的全部资产移交苏联驻北京使馆。1956年6月，维克多大主教遣返了俄罗斯神职人员，自己也返回苏联。
      维克多大主教返国不久，北馆的钟楼和传教团圣地——北京教众致命堂即被炸毁。
      1989年，即我家离开北京三十五年之后，在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因东方学专业之需前来北京。1989年9月17日，我到达北京当天，即前往苏联使馆，就是北馆。苏联使馆区囊括了北馆老区的北部和非中心区（实际上是主教公园）。使馆正门位于原传教团图书馆的东侧，直通原主教公园。南馆公园，原来在那准备修建基督复活大教堂，面积未达使馆的围墙。从1990年北京的地图看，羊倌胡同（那里某个地方就是传教团正门）距使馆相当远。使馆内，在拆除的钟楼原址上建了个欧洲风格的小亭子。圣英诺肯提教堂（过去的西爷府），在我们离开北京的那一年悬挂着阿尔巴津的圣尼古拉圣像，现在已经狼籍一片——里面成了使馆的庆典迎宾厅。北京教众致命堂，这一白色砖石奇迹已不复存在：其上是一方平坦的广场，栽种了青青小树。
      1989年，没有一位使馆普通工作人员知道，三十五年前这里到底有过些什么：根据官方消息，中国在50年代——两国关系的友好年代，将这块巨大的使馆区馈赠苏联政府。
       三十年间，北京变得面目全非，自然我要寻找俄罗斯墓地，我依稀记得墓地位于安定门外，可我寻其不得。我求助于讲俄语的老北京人，他们是我最初到中国的时候结识的人，我说，俄罗斯墓地埋葬着我奶奶，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凯宾（克里莫娃）。老北京人知道传教团的历史，知道阿尔巴津人，并且记得维克多大主教。墓园已经被毁怀，并且答应随我前往。1990年春天，我们去过安定门外地传教团墓地。原来，俄罗斯墓地已被毁坏。我没有找到一座坟冢和一块墓碑。墓地现在是一座大型城市公园——“青年湖公园”。院内修建了游乐场和高尔夫球场。公园的中央修了一座大型的人工湖——那里曾经伫立过金顶的“谢拉菲姆•谢洛夫斯基”教堂。因为，根据《中华福音报》所载对墓地的描述，“谢拉菲姆•谢洛夫斯基”教堂位于墓地中央。我被一种类比的巧合所震惊，莫斯科曾经炸毁基督救世主教堂，在其地基上给莫斯科人改建游泳池。我无法讲出的是，北京人是否也在青年湖中游泳呢——现在可是早春时节。

      （本文作者系俄罗斯著名东方学研究学者、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本文翻译发表，正式征得作者家属同意，文字略有删减）

      2007年6月26日，为了纪念222位中国殉道者，在俄罗斯联邦驻中国大使馆内，北京东正教圣乌斯宾斯基宗教团体举行上帝事奉礼仪。大司祭狄奥尼西（波斯德尼亚耶夫）神父，在纪念日前夜于“俯首十字架”旁做了安魂弥撒。“俯首十字架”，于2007年4月在1957年被拆除的、俄罗斯传教团诸圣殉道者教堂（北京众教致命堂）遗址上建成，其地下墓穴中曾经埋葬过222位中国东正教殉道者遗骸。
      中国殉道者们在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受洗成为东正教教徒，1902年册封为圣。上世纪初的1900年夏天，俄罗斯传教团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中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义和团运动的主旨，是为了反对外国侵略。运动的受害者不仅包括外国的传教士、技术人员、商人、学者，也有中国的官员、兵士、军官和农民。拳民中最时髦的口号，就是号召人民同基督教会做斗争，迫害那些被视为叛徒的、宣认了基督的中国人。
      1900年6月11日，义和团拳民涌进北京，他们将满腔怒火发泄到中国东正教教徒身上。20世纪初，中国大约有东正教教徒1500人。在那些日子里，北京大约有数百名东正教教徒遇难（详情请参阅本刊2007年第一期《圣人：中国正教殉道者的传说》一文）。但是，仅仅找到和辨认出222人，这些罹难者中，包括神职人员米特罗樊（他在日本东京为圣者尼古拉封圣）和他的妻儿们。他们是第一批牺牲的中国东正教殉道者，后均被册封为圣。1900年6月24日（新历）被称为 “北平的巴多罗买之夜”而载入史册。
      1903年，在俄罗斯传教团被义和团毁坏的教堂地基上，动工修建大理石墓穴，1904年竣工，中国殉道者的圣骨被移送至此安息。1904年旧历6月10日，举行了隆重的墓穴圣化仪式。19世纪50年代，苏联驻华使馆秉承苏共旨意，借扩建工程拆迁之故，将传教团诸多建筑拆除，俄罗斯传教团诸圣殉道者教堂（北京众教致命堂）被拆除，尽管教堂丝毫也不妨碍使馆的扩建。
      悼念中国殉道者的纪念日近年来得以恢复。2005年1月24日，俄罗斯驻华使馆公园中的“石井纪念碑”落成，以怀念那些在此地被义和团拳民落井而牺牲的中国殉道先圣。早年的“石井纪念碑”，建在距俄罗斯传教团诸圣殉道者教堂（北京众教致命堂）不远的中国教民殉难地，它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拆除。
       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定门附近（今北京青年湖公园内）的俄罗斯墓地遭到破坏，据悉，俄罗斯传教团诸圣殉道者教堂（北京众教致命堂）拆除后，中国殉道者的圣骨被移送至此安息。此后，遭受破坏的墓地无人看顾，事实上处于废弃状态，以至于荒草丛生，在时光和岁月中沉默。1980年，因为修建北京青年湖公园的原因，俄罗斯传教团墓地被彻底毁灭殆尽。
      2007年4月3日纪念复活节的时刻，承蒙全俄和莫斯科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恩准，在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内的俄罗斯传教团诸圣殉道者教堂（北京众教致命堂）遗址上，修建了“俯首十字架”和附简要说明的“石井纪念碑”。
      2007年6月23日，鲍里斯•亚历山大罗夫先生也参加了安魂弥撒仪式，他不仅是重修“俯首十字架”的倡导人，也是俄罗斯最后一届传教团团长——维克多（斯维亚金，1898－1966）都主教的孙侄。在当日为中国殉道者举行安魂弥撒仪式上，神父用英文和俄文祈祷，前往信众来自俄罗斯、中国、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