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意识和中国世界：从冲突到对话
本文作者：迪•波兹德尼亚耶夫，系俄罗斯东正教大司祭，香港圣彼得圣保罗教会神父 （ПРОТОИЕРЙ ДИОНИСИЙ ПОЗДНЯЕВ）格奥尔基 译
追求虚构有别于现实的幻象，其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欧洲人对于中国世界的思考，曾几何时，它成为外部世界感知中国的诸多诱惑之一。各种投机取巧和荒诞不经的学说，化作有关中国那五花八门的神话，使其作者和听众远离真实现实。如此杜撰虚假的中国形象，今日依旧。举目皆是天真浪漫的、诗情画意的中国形象，以及敌对状态的中国和被妖魔化的伟大国家形象。似乎，感知中国世界的基本矢量，今天已经倾向寻找其业已定型的浪漫主义形象，如，“神秘的中国”、“大墙后面的帝国”、“紫禁城”和“岿然不动的中国”。不错，所唤起的约安启示录式的情绪和过分的政治化倾向也有所见。在这些虚幻形象的基础上，构建对华关系的奇妙战略，其乐谱与“北京——第四罗马”，以及为使俄罗斯免于神话般的“黄祸威胁”而施洗中国人的想法大相径庭。以新神话的方式感知中国，强调发现危险和威胁，不仅影响传教事业，而且也会形成引发相互冲突的环境。
另一方面，东方的宗教实践已经成为我们大家的普遍兴趣所在，——在宗教缺失的社会，出现了对中国兴趣增长的重要因素，另一个神话是：儒家和谐的、追求德行高尚和聪颖睿智的人之美德的社会神话。我们就如对中西对话史具有浓厚的科学兴趣一样，亦可观察寻求中国宗教实践与基督教世界在方法上的协调与吻合趋势的出现。这一趋势的发展即可强化有关中国的另一神话，后者在其中成为传统发展之路的、与后基督主义的、世俗的、西方意识相悖的象征。逆向寻求俄罗斯与中国和西方的不同类比，导致孤立主义趋势明显、个人优越感加剧、民族主义膨胀。东正教意识在这一神话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界定允许触及中国宗教实践的问题。上述“正面的”中国神话，经常成为各种富有成果的辩论的灵感之源，但是，与此同时，它还包含着与中国真正现实接触时所产生的、导致传教无功的、残酷的外部冲突危险。
若想言简意赅地为我们描绘出当代中国世界的基本特点，就要用“变更期”和“过渡期”这样的词汇。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就其规模来说，仿佛史无前例。今天存在的基本问题，也不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层面的，其根源，在于已被认同的价值体系的破坏，在于信仰危机（无论在个体范围内，还是在社会范畴内）。今日中国甚至较之其他世界更面临宗教饥饿的问题。寻找信仰，寻找希望，寻找生活的意义，不仅对于中国很多知识分子，而且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已成为要事之一。价值观崩溃的条件形成于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悲剧般的历史：鸦片战争、对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依赖、封建帝国的崩溃、全盘西化、共产主义革命、“大跃进”时代和所谓“文化大革命”，它们彻底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意识。毛的个人崇拜崩溃之后，一些人厌恶各种信仰和其追求的必要性，但大多数人并不满足于追求物质享受的思想，它们即不可能成为国家存在的支柱，也不可能成为个人存在的核心。形成了特殊的“双重真空”：中国意识遭遇了无法给予相应答案、而从基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抑或实际上是被共产主义所推翻的思想的、当代世界又要求回答的麻烦。在新形势下，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比道教或者佛教更能回答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日常基本问题。
同时，近二十年中国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部分失望，传统主义情绪的滋长，为了保持民族平衡而回归自我（首先是儒家学说）的尝试。这一过程凝聚着力量，在中国社会内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相抵触的话题，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其中保守主义首先和儒家学说、民族传统联系在一起。于是，优先权便非交与寻求真理之路，而是交与保持民族平衡和社会坚固的稳定性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无神论的意识特点来说，毫无疑问，高于个人。儒家学说被官方政权视为瑰宝，是因为它缘于中国文明的基本价值观，作用有如强化中央集权的工具，具有足够的、行之有效的社会手段，官僚可以籍此监督社会，它甚至还是灵活的系统，还可对其个人原则实施基本调整。统而言之，儒家学说，归根结蒂，不能解决中国宗教饥渴问题。
八十年代，是所有宗教流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增长的时期，而基督教过去和现在都是增长最快的。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宗教流派都不占统治地位，基督徒占中国国家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至六，佛教徒占百分之七。不过，基督徒数量增长的进程是惊人的：每年比天主教徒，以及新教徒多占百分之十三。鉴于这种已得名“基督教狂”的现象，除其他重要原因以外，有必要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指出其公开性。今天在中国，已不再将基督教理解为带有那种概念的负面内容的“洋教”。更有甚者，基督教的“洋”特性回答着在全球化进程影响下，中国对外部世界不断增加的、公开性的社会活动问题，在大众面前，为基督教平添价值。但是最重要的，似乎是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宗教体系的差异：基督的神人属性、信仰唯一的上帝、拯救学说、赐予人信仰、希望和爱的拯救的喜讯——与其社会地位没有关系。除了道德规范、世界知识分子状况、教条主义的意识和恪守的价值观之外，基督教现已被列入中国传统宗教，带来拯救的美好信息，不仅阐述社会建设，而且述说实施于宗教传统怀抱中的个人宗教实践。
最不确定基本宗教传统及其与宗教、文化、社会和民族传统的联系的现阶段状况，将是任何地方，也是中国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目前，这一宗教传统的寻找过程正在进行中。东正教，蕴涵着宗教实践、耶稣的祈祷、神圣的缄默、勇于牺牲的修士生活的、现实的和创造性经验，表述关于人的神化和世界圣化的神学学说，恩赐教会诸圣礼中的上帝福祗的圣餐礼，传授今日中国世界鲜为人知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学说，尽管，只有作为通向真理现实道路的东正教精神传统，才能成为今日中国精神和意识所寻求的答案，假如它可向中国世界开放，并可用明确的语言对其表述的话。
与此同时，应该指出，中国政府对所有宗教活动的态度，是因社会宗教影响加剧而忧心忡忡。对于深谙个体宗教动机全部意义（美国“九•一一事件之后，让人们为信仰赴死的观点已令人生厌”），以及宗教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意义（法轮功的追随者短短几年竟超过了中共党员数量，造成另一种震惊）的政府而言，“使宗教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尝试、镇压非正式的、地下的和无监控的宗教活动，成为构筑与宗教流派和团体关系的基本战略。所有这一切，在近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宗教政治严控方针中得以完整体现。在国内各种宗教愈加活跃的背景下，这种政治只能促成滋生宗教和政权之间冲突的土壤。
谈及中国世界和东正教，就必须理清中国思维中的那些基本脉络，它们决定着理解东正教的复杂性，有时甚至是冲突性。在此，基本障碍之一，即走向构建人与上帝无关的和谐个体与社会（孔子之“君子”模式）。中国思维及其独裁自然和宇宙的世界图景，无论从前在偶像崇拜时期，还是现在的非偶像崇拜时代，从来不知上帝所创造世界的属性遭到破坏、改变不可避免和这一属性的变化。没有基督，人内心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就不可能存在，正如不可能切实地将人的作用付诸其与世界的关系一样：没有个体、社会、公众层面的对上帝的等级关系，构建和谐的尝试注定要走向失败。此类悲剧的个别例证——共产主义思想的失败，在我们眼前引发了中国和俄罗斯的信仰危机。在追求幸福生活和无上帝的和谐之时，对东正教理解的主要难点之一，就是当代中国思维（不仅如此）。
在这方面，另一种困难是对传统思维的循规蹈矩（尽管在中国这样的循规蹈矩远非无可置疑）。作为其附属俄罗斯传统价值体系意义的辩护，可能会成为东正教传播中所犯的错误之一。某个国家的传统价值观并非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其传统性，与真理无关，在此可改变的甚少。对于个体，一如对社会，信仰之宝贵，并非由于其传统性，而是出于其真理性，只有对真理的教会等级关系，如同对所有事物的方式（相对创造有不同的关系）确定着其真实意义。冲突的脉络并未向与传统相抵触以及导致其敌对的方面延伸（当代中国恰好发现其本体传统不足），而是走向必然接受价值之等级系统，其确立于真理和与这一系统相抵触的相对创造。因此，对其宣讲人和听众来说，有关基督的学说不应成为传统和对俄罗斯的东正教价值的言论，而应成为作用于个体、人民和国家的绝对价值，即基督真理的言论。
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价值观的独裁性，其特别说明当代中国意识，可能成为东正教和中国世界对话中的严重冲突的脉络之一。这是典型的偶像思维特征。当代中国，其中，官方的理解是，东正教由于历史原因与俄罗斯紧密相关。在这一关联的基础上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即服务于俄罗斯利益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曾被作为满洲殖民和在东亚推进俄罗斯殖民政治的工具之一。这种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将宗教看作是政治工具的一成不变的观点；尽管它荒谬绝伦，可今天却在中国大行其道，以至官方对东正教保持着戒备。
显然，明确区分政治和宗教观点、强调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非国家特性以及反映在东正教区域性教会（在中国即为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它为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英明地创建于1957年）的独立教会学说中的爱国主义价值观的相对性，在此可能成为与中国官方发展对话的唯一正确战略。在中国，不可能谈及俄罗斯教会的存在。甚至中国的俄罗斯少数民族都会成为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的教徒。
我想特别强调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有关价值观对话的处理方式。我说的是宣称真理相对性的意识的相对性。这种方法学影响了多极世界的思想形成和世界文明的多元化。这一思想的根源来自混合主义的、偶像崇拜主义对世界的理解——假如对中国及其古典儒家传统而言，这种方式合乎逻辑和合乎规律，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它就等于拒绝承认具有我们世界最高价值的基督教。上帝坦率的真理不可能与哪怕是人类最崇高的哲学等同承认。现实和真正的对话只有在承认宗教传统的非均衡性和非相等性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可能——这适用于所有对话形式，无论是基督教和伊斯兰的，还是基督教和佛教的对话。这种对话的坦率和诚恳并不意味着对他人谬误的尊敬，而意味着对个人的信仰自由和信仰选择，甚至对假信仰和错信仰的尊敬。这种关系才可保证预防冲突，并且为现实的、非神话的文明对话奠定基础，其最高目的并非含混的“彼此致富”，而是认识真理和她在我们世界的体现。
当代中国与十七或者十八世纪的中国有天壤之别。不难理解个中原委，正因如此，那个时代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应适其言于已经存在的中国哲学的形象化系统：这是走向寻求对话语言的、对其理解的封闭体系的一种顺应。不能说，此问题今天已不存在。然而，现代中国人较之其前辈，更加难以应付。相对狭窄的知识圈可相应地评估古代中国思想宝藏。甚至在那些研究中国经典文本和哲学的人中，也流行对本民族遗产和财富持批评态度。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呼唤中国经典的基督教神学，难以在我们中国的同时代人心目中和头脑中得到积极的回应。也许，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精英来说，使用当代科学和哲学概念的语言，能够更加有效地宣讲基督教。这个伟大国家的大部分百姓（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农民）正期待着言简意赅地宣讲基督的话语，以及深入人心的、非书本式的和通俗易懂的，但却是期待已久的有关拯救的喜讯和希望。简明和通俗地阐述有关东正教的见证，其宗教实践和神学是当代中国最佳传道之路。
简述一下对话各方。俄罗斯方面——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根据教规，以教会对外关系部为代表，以及与该部共事的各个教区和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主教公会机构。 在中国其对话伙伴有三个：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中国当局专门负责与宗教机构对话的有关机构（国家宗教事务局，各省和自治区宗教局）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 识精英，其代表如大学的中心或者基督教研究所，还有不隶属与任何机构的从事个人研究的学者。确定每一次对话实施的原则和战略都是重要的，循规蹈矩的同时， 首先我们懂得，脱离公认的、官方的对话，东正教教会的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的任何一个层面，都将是相当有局限的。教会不得在其与国家分离的原则基础上 干预政治事务，无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在俄罗斯，并且，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当局不得在干涉并未划入其范围领域的宗教生活，在此我们皆视为最重要的原则。此 范围之一即为规范教规方面，其中包括教会修士的祝圣问题。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以及中国知识精英的合作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请允许我短暂地将你们的注意力，引向俄罗斯和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对话的问题，在此，神学教育和修士培养方面被视为重要领域，甚至我们在决定承认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属于普世东正教教会的问题上的合作。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事实上已有半个世纪脱离高级神职人员和牧师的指导，没有兄弟的帮助不可能恢复其教徒真正教会生活的环境。具备在不同领域复兴教会生活丰富经验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正可为它提供最便捷的帮助。中国天主教教会的经验相当具有益。值得一提的是，它与中国当局的对话不仅取决于罗马和梵帝冈的立场，而且还取决于数千万中国非官方天主教信众与此对话进程的态度：在很多情况下，梵帝冈与中国当局和中共的合作尝试，奠定了使得天主徒不信任梵帝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天主教官方教会与地下教会裂痕加深的基础。由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非官方的、地下机构，故避免类似于中国天主教教会的状况极其重要。
中国东正教历史是富有悲剧性的。东正教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有赖于传教士的劳动，还基于东正教基督徒从俄罗斯向中国各个地区移民的结果。中国从未有过圣者日本的尼古拉式的“平信徒启蒙者”。今天，一万两千至一万三千名东正教信徒长期居住在中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俄罗斯血统，一贯认为自己属于俄罗斯族，偶尔日常说俄语（老一辈）。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传教事业的乐观时期，第十八届北京传教团团长英诺肯提（费古洛夫斯基）大人是传教事业鼓舞者。那些年里，上千中国人在天下之国的各个角落，在俄罗斯传教士和中国东正教传教士忘我牺牲的劳动的激励下皈依东正教。这个时代结出了“红色硕果”——“义和团”起义时期222位信奉基督的中国殉道者捐躯。颇见成效的福音工作的乐观开端，被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所打破：由于俄罗斯资金支持减少（这是所有传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俄罗斯难民的涌入，北京传教团将其力量投入到对自己同胞的心灵关怀上，那时，在上个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才腾出一些时间关心中国人皈依东正教的问题。五十年代，大多数俄罗斯移民离开中国之后，建立了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它要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立足就显得极其脆弱——教会从制度上被摧毁了。
毋庸质疑，中国世界的东正教传教团不仅是重要的，也是今天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更具可能性的任务，我深信，这也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天职和义务，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外国宗教机构活动，在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状态正常化之前，基本战略应为，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首先是俄罗斯境内，对中国东正教传教举足轻重之地的莫斯科、圣彼得堡、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的华人圈内实施传教。
